以反华著称的华裔女记者袁莉在纽约时报上公开牢A真名、住址、就读院校等隐私。让牢A陷入危险境地，当天直奔中国大使馆求助，放弃所有，取道加拿大回国。 1月13日她在《纽约时报》发文，把留学生牢A的“美国斩杀线”实话抹黑成“官方宣传”，还曝光人家真名、住址和学校，直接把人逼到遭网暴、被蹲守的绝境，只能弃学求助使馆经加拿大回国。 袁莉的履历曾足够光鲜，土生土长的中国姑娘，凭借优异成绩考上华中师范大学，后来拿到美国奖学金，在哥伦比亚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深造，这两所院校都是新闻与国际关系领域的顶级平台，为她铺就了绝佳的职业起点。回国后，她顺利进入新华社，还被派往泰国、阿富汗等一线地区跑国际新闻，妥妥的被重点培养的骨干力量。 可这份人人羡慕的履历，最终却成了她背叛祖国的“垫脚石”。2004年，袁莉突然辞掉新华社的工作，再次奔赴美国，先是加入《华尔街日报》，后来在2018年跳槽到《纽约时报》。这家媒体在涉华报道上向来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而袁莉到这里后，彻底撕掉了客观报道的伪装，成了一名专职抹黑中国的撰稿人。 为了迎合西方舆论对中国的偏见，袁莉早已丢掉了记者最基本的职业伦理。汶川地震时，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抗震救灾，武警官兵徒手挖废墟挖到手指流血，普通民众纷纷捐款捐物，她却在大洋彼岸敲键盘指责救援不力；温州动车事故后，她无视中国高铁的发展成就，用荒唐逻辑贬低整个高铁建设；疫情期间，更是把国内的防疫措施恶意类比，言论极端到连部分西方读者都忍不住指责。 而这次公开牢A隐私的行为，不过是她突破底线的又一表现。在新闻行业，保护消息来源和无关人员隐私是基本准则，哪怕是调查报道，也绝不会随意曝光普通人的真名、住址和就读院校——这些信息足以让一个人陷入被骚扰、威胁的危险境地。《纽约时报》作为西方主流媒体，不可能不清楚其中的风险，却依然刊登这样的内容，本质上就是为了制造话题、打压异见，用普通人的安全换取政治筹码。 牢A的遭遇并非个例，在西方舆论场，类似为了政治目的牺牲个人隐私的情况屡见不鲜。此前《纽约时报》记者泰勒·洛伦兹就因在报道中曝光他人隐私，被起诉诽谤，法庭文件明确显示她在未核实信息的情况下，就散布涉及他人的不当言论。可见这类媒体所谓的“新闻自由”，从来都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符合西方的政治导向，一旦需要，普通人的权益甚至安全都可以被随意牺牲。 幸运的是，牢A第一时间想到了求助中国大使馆。对于海外中国公民来说，大使馆就是最坚实的后盾，无论是遇到战乱、灾害，还是像这样的人身安全威胁，使馆都会第一时间介入提供帮助。从紧急联络、协调安全保障，到协助规划回国路线，使馆的介入让牢A得以在危险中脱身，最终选择取道加拿大回国——这条路线既能避开不必要的阻碍，也能最大程度保障行程安全。 放弃所有匆忙回国，这背后是牢A对安全的迫切渴求，也是对袁莉这类行为的无声控诉。袁莉或许以为，靠着曝光隐私、抹黑祖国，就能在西方媒体圈站稳脚跟，获得永久的认可。但她忘了，冷战时期那些投靠西方、抹黑故土的知识分子，最终都成了用完即弃的棋子，等价值耗尽，只会被无情抛弃。 如今的袁莉，早已成了两头不靠的孤家寡人。在国内，她的社交账号被永久封禁，彻底失去了发声平台，也被大众所不齿；在海外，即便她再卖力迎合，也始终无法真正融入西方媒体核心圈层，只能靠着越来越极端的言论刷存在感。她用自己的人生证明，靠背叛故土换取的一时风光，终究是镜花水月，而丢掉了根的人，走到哪里都是浮萍。 这起事件更值得深思的是，西方媒体口中的“人权”“自由”，从来都带着双重标准。他们可以为了政治目的随意践踏普通人的隐私安全，却反过来指责其他国家侵犯人权。而牢A的顺利回国，恰恰印证了中国对海外公民权益的重视——无论你身处世界哪个角落，只要遇到危险，祖国永远会为你敞开大门，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无数次实际行动兑现的承诺。 袁莉的选择和牢A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为了名利背叛初心、践踏底线，最终沦为跳梁小丑；一个在危难中依靠祖国、重获安全，读懂了家国的意义。历史从来都在警醒我们，有些路一旦走错就无法回头，而背靠祖国，才是最坚实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