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朋友，在部队是司务长，正排级转业，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进了县人民法院，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当上了法官。 其实哪有什么关系，那年法院要搬新办公楼，院里人手紧得转不开，连个能统筹后勤的人都找不到。他拿着转业资料来的时候，院领导翻到他在部队管伙房的台账，整整三年，哪天买了多少斤白菜、花了多少钱，连卖菜的小贩名字都标得清清楚楚，再瞅一眼他晒得黢黑的脸，知道是个能沉下心干活的，直接拍板留了他。 上班头俩月，他每天提前一小时到，先把旧办公楼的资料箱挨个贴上标签，连走廊里松动的地脚线都挨个敲紧。办公室的人都叫他“陈哥”，没人把他当正式法官看，他也不往心里去，每天端着那个掉了块瓷的军绿色搪瓷缸，晃来晃去帮着搬打印机、换饮水机滤芯。 转折在深秋的一个上午，他刚把新办公楼的门锁挨个检查完，就撞见执行局的小王急得满头汗，说下乡去扣老赖的物资，那老赖把仓库锁死了，里面是给山区留守儿童捐的过冬棉服，再不拉回来，孩子们等着穿呢。 他摸出兜里常年揣着的小改锥——那是在部队修伙房门锁留下的，跟着小王往乡下跑。到了地方，他蹲在仓库门口鼓捣了十分钟，咔哒一声，锁开了。打开仓库，棉服堆得乱七八糟，他干脆脱了外套蹲在地上，像以前码部队的菜筐那样，按尺码把棉服码得整整齐齐，连包装破了的都挑出来单独放着，说回头让妇联的人补补。 从那以后，执行局出任务总爱叫上他，说他细心又能扛。他也慢慢觉得，光管后勤不够，就晚上在出租屋的台灯下翻法律书，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新华字典，笔记记得密密麻麻。后来他报了成人自考，每天下班就坐在法院门口的路灯下看书，连小区门口卖烤肠的大姐都知道，陈哥看书的时候，烤肠要多刷点辣。 再见面是去年冬天，他在法院的调解室里，正给一对父子讲赡养的法律规定，手里的搪瓷缸子还是掉了瓷的，脸上依旧黢黑，只是说起法条的时候，眼睛亮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