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子患有精神疾病，她的姐姐们拒绝照顾她，她父亲临终前让保姆留下照顾她，无奈，保姆带着女子回了老家，照顾20多年。   这20多年里，亲姐杳无音信，保姆却用朝夕相伴，成了女子生命里唯一的光。   没人能想到，女子离世后，一场围绕遗产的纷争，让亲情与善意的较量彻底摆上台面。   故事的起点，要回到2000年初的北京。   时年30多岁的王红英，因精神疾病丧失部分生活自理能力，母亲早逝，只能依靠父亲和姐姐们。   可父亲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衰弱，无力独自照料女儿，工作单位主动牵头，联系王红英的三位亲姐姐，协商照料事宜。   面对患病的妹妹，姐姐们却各自找借口推脱：有的说自己要照顾孩子无暇分身，有的称家里条件有限难以接纳，还有的干脆避而不见。   她们对亲妹妹的困境视而不见，只求不被“麻烦”缠身，这份冷漠，让老父亲寒了心。   2003年，老父亲病危住院，临终前紧紧拉住家里的保姆李慧的手，含泪托付：“我走后，红英就拜托你了，我放心不下她。” 看着老人弥留之际的期盼，李慧含泪答应，一句承诺，成了她此后20多年的人生信条。   老父亲去世后，李慧成了王红英唯一的依靠。   考虑到北京生活成本高，且老家环境更适合养病，李慧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带着王红英回自己的河南老家照料。   这一照顾，就是22年。   李慧的照料，藏在每一个细微的日常里，早已超越了保姆的职责边界。   王红英冬天手脚冰凉，李慧每年入秋就提前备好加绒厚袜和暖水袋，每晚睡前帮她捂热双脚；她胃口不好，李慧就变着花样做软烂的饭菜，耐心喂她吃下。   王红英病情反复时，李慧整夜守在床边，端水喂药、擦拭身体，从不抱怨；她耳背看不清，李慧就凑在她耳边说话，逐字逐句读新闻解闷。   即便生活拮据，李慧也从没有耽误王红英的治疗，每年定期带她回北京复查，往返的车票、药品费用，全由李慧承担。   2022年，王红英的外甥突然现身，以“亲属”身份向法院申请成为王红英的法定监护人。   这份迟来的“关怀”，让王红英瞬间警惕。   她清楚记得，当年姐姐们对自己避之不及，如今外甥无故示好，多半是冲着自己名下的房产和存款而来。   为了拒绝这份别有用心的“照料”，王红英特意写下声明，明确表示：“我神智清醒，日常事务能自行处理，不需要监护人，我只信任李慧。” 她还主动到当地居委会备案，佐证自己具备自主判断能力，彻底断了外甥的念想。   随着年岁渐长，王红英愈发明白，李慧为自己付出了太多，她想给这份跨越二十多年的善意一个交代。   所以，王红英生前在北京一老年服务中心写下一份自书遗嘱。   立遗嘱时，老年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全程见证，还录制了视频留证。   视频中，王红英思路清晰、表达流畅，不仅自主宣读了遗嘱内容，还详细说明自己与李慧合买的北京房产的由来，明确表示要将属于自己的份额，遗赠给李慧的孙子。   她坦言：“这些年，多亏了李姐照顾我，她比亲人还亲，这份财产，是我对她唯一的回报。” 2025年初，王红英安详离世，遗嘱正式生效，李慧的孙子按约定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可就在此时，消失了20多年的三位姐姐突然跳了出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遗嘱，按法定继承分割王红英的遗产。   她们辩称，王红英患有精神疾病，不具备立遗嘱的民事行为能力，这份遗嘱应属无效。   庭审中，双方争议的核心的焦点，集中在王红英立遗嘱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李慧一方提交了老年服务中心的视频、居委会证明，以及王红英历年的病历复查报告，证明其在立遗嘱时意识清醒，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而三位姐姐却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王红英立遗嘱时处于病情发作、丧失判断能力的状态。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法院认定姐姐们的诉求缺乏证据支撑，不予采信。   同时，依据《民法典》第1123条，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王红英的遗嘱合法有效，姐姐们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无权继承遗产。   最终，法院判决：诉争房屋中属于王红英的份额，归李慧的孙子所有；李慧因对王红英尽了主要扶养义务，依法分得全部抚恤金和存款。   22年的悉心守护，终于换来了法律的认可与回报。   这场纠纷，早已超越了财产本身，它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亲情不是血缘的绑架，善意也从不会被辜负，法律终究会为真诚与坚守撑腰。   信源：精神疾病女子遗产赠保姆孙子,亲姐跳出来争产!法院判决大快人心-笔尖下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