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四野资深旅长王化一，得知授少校军衔，转身对组织干事，苦笑道：“太丢脸了，请允许我转业。” 王化一是河北人，抗战爆发那年才十八岁，在家乡拉起一支抗日队伍，后来被八路军收编，成了四野的老底子。他打过辽沈战役的塔山阻击战，也跟着部队一路打到海南岛，身上有三处枪伤，其中左肩的贯穿伤每逢阴雨天就疼得钻心。可在1955年的授衔名单里，他的名字后面跟着“少校”两个字。组织干事拿着文件找他谈话时，他正蹲在院子里擦那支用了十几年的驳壳枪，听到消息，手顿了一下，枪身磕在石桌上发出闷响。 “老首长，您这是……”干事话没说完，王化一就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脸上扯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我跟着队伍从东北打到南边，身边倒下的兄弟能堆成山。他们有的授了中将，有的还是大校，我王化一凭什么就混个少校？传出去，我在老战友面前抬不起头。”他说这话时，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驳壳枪的木柄——那是牺牲的通讯员小柱子临终前塞给他的，枪柄上还留着小柱子咬过的牙印。 这事搁谁身上都难受。四野的老人都知道，王化一的资历摆在那儿：1938年参加革命，当过连长、营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是旅参谋长，抗美援朝出国前才升的旅长。可授衔不光看资历，还得看职务和当时的任职情况。 1952年军队评级时，他因为在一次战斗中负重伤，被调去后勤部门管军需，职务级别卡在了副团级，后来授衔就按这个基准往下套。组织上也跟他解释过，可他心里那道坎就是过不去——他觉得对不起那些牺牲的兄弟，也对不起自己流的血。 那天晚上，王化一翻出了压箱底的旧军装。衣服洗得发白，领口磨破了边，胸前挂着好几枚勋章：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每一枚都擦得锃亮。他把勋章一枚一枚摆在桌上，对着灯光看了半夜。隔壁住的年轻参谋听见动静，敲门进来劝：“老首长，您别钻牛角尖。 您看咱们师长，当年在朝鲜断了三根肋骨，现在也就授个大校。这授衔是按规矩来的，不是论谁更能打。”王化一没说话，只是拿起那枚解放勋章，指尖轻轻抚过上面的五角星——那是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发的，当时他带着部队进城，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他站在坦克上敬礼，眼泪止不住地流。 转业申请递上去那天，王化一特意去了趟烈士陵园。他站在小柱子的墓碑前，把带来的白酒洒在地上，酒液渗进泥土里，像极了当年小柱子流的血。“柱子啊，”他喃喃地说，“我没给你丢脸，可这军衔……我确实觉得配不上你。”风卷着松针落在他肩上，他突然想起小柱子临死前说的话：“班长，等胜利了，我要戴大红花，当最厉害的兵。”可小柱子到死都没等到授衔的那天，他自己倒先为了个少校军衔闹着要走。 组织上没批他的转业申请。师政委亲自找他谈：“老王，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可你现在是军需处的负责人，管着全旅的粮草弹药，这活儿比带兵打仗还重要。你说你丢脸，可你想过没有，那些牺牲的兄弟要是知道你为了个军衔闹情绪，他们会怎么想？”这句话像根针，扎得王化一心里一颤。他想起自己刚当连长时，有个新兵怕死，躲在战壕里发抖，他二话不说，端起枪冲上去，用身体挡住了敌人的子弹。那新兵活了下来，后来成了他的通讯员，再后来就成了小柱子。 从那以后，王化一没再提过转业的事。他把那身旧军装收进了木箱，每天穿着便服在仓库里清点物资，手上的老茧磨得更厚了。有次下大雨，运输队被困在路上，他带着人冒雨去接应，浑身湿透也不肯歇口气。年轻的战士劝他：“王处长，您歇会儿吧，这点小事我们自己能搞定。”他抹了把脸上的雨水，笑着说：“当年小柱子给我挡子弹的时候，也没喊过累。” 多年后，王化一离休了，住在北京的一个干休所里。有记者来采访他，问他当年为什么放弃转业，他拿出那枚解放勋章，轻轻擦了擦：“我这辈子没啥遗憾的，就是觉得对不起那些牺牲的兄弟。可后来我想明白了，不管军衔高低，只要还在为国家做事，就不算辜负他们。”他说这话时，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脸上，皱纹里都带着笑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