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问王稼祥：我始终想不明白，我军只有3万人马，凭什么能战胜几十万强敌？王稼祥得意一笑：“就凭毛泽东的一副对联！这可是我军战胜强敌的一大法宝！” 张闻天眉头微皱，他跟随红军走过无数艰难岁月，亲眼见过战士们用梭镖对抗步枪、用血肉之躯坚守阵地，却从未听过这副神秘对联。 王稼祥指尖叩了叩桌面，缓缓道出那二十八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 这副1930年小布誓师大会上的对联，被毛泽东亲笔题写在会场两侧，彼时红军正面临第一次反“围剿”的严峻考验，三万将士要迎战十万敌军的围堵。 王稼祥想起1928年的黄洋界保卫战，留守红军不足千人，却要抵挡湘赣敌军四个团的猛攻。战士们正是照着“敌驻我扰”的思路，白天用竹钉阵阻滞敌军，夜里派小分队摸进敌营袭扰，把敌人折腾得寝食难安。 待到敌军疲惫不堪发起总攻时，“敌疲我打”的战术立刻见效，仅剩的一发迫击炮精准命中敌指挥所，军民齐喊杀声，硬是把数倍于己的敌人吓退。 张闻天听得频频点头，他忽然想起龙源口大捷时，红军面对近十倍于己的敌军，正是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法，先迂回包抄敌军侧翼，再正面猛攻，最终以极小代价歼灭赣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那句“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的民谣，正是对这副对联最好的注解。 这副对联绝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毛泽东从无数实战中提炼的战略精髓。土地革命时期，红军装备落后、物资匮乏，与国民党军在兵力、武器上差距悬殊。 若硬拼硬打，只会重蹈第五次反“围剿”的覆辙——当时“左”倾错误路线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用碉堡对碉堡的消极防御，最终导致红军被迫长征。 而对联中“诱敌深入”的智慧，恰恰避开了敌军锋芒，把敌人引入根据地的包围圈，让敌军的装备优势无从发挥，我军则能凭借地形熟悉、群众支持的优势，精准打击敌人软肋。 王稼祥亲身经历过赣南闽西的游击战争，他清楚记得，红军战士们把对联口诀刻在枪托上、记在笔记本里。敌军来犯时，便“大步进退”转移阵地；敌军驻扎时，就派小股部队袭扰粮道、破坏交通；敌军撤退时，立刻“敌退我追”扩大战果。 这种灵活机动的战术，让装备精良的敌军疲于奔命，往往被拖得弹尽粮绝时，才发现已陷入红军的重围。张闻天终于明白，我军的胜利从不是靠侥幸，而是靠这种贴合实际的战略指导，把每一分力量都用在刀刃上，让弱势转化为优势。 这副对联的生命力，更在于其背后的人民立场。“诱敌深入”的前提，是根据地群众的全力支持——百姓们为红军带路、送粮、掩护伤员，让红军在敌后如鱼得水；“集中兵力”的底气，是官兵一致的战斗意志，战士们哪怕饿着肚子，也愿意为守护根据地拼尽全力。 从抗日战争的持久战，到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这副对联的战略思想不断丰富发展，最终成为新中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源头。它告诉我们，战争的胜负从不由兵力多寡决定，关键在于是否顺应民心、是否掌握科学的斗争方法。 革命先辈用鲜血印证了战略智慧与民心向背的力量，这副对联早已超越了军事战术的范畴，成为一种立足实际、灵活应变的做事哲学。 今天的我们，在面对困难挑战时，依然能从中汲取养分——找准方向、集中力量、顺势而为，就能在看似弱势的局面中打开突破口。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