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安庆太平军弹尽粮绝，士兵食用草根充饥，面黄肌瘦。大将张朝爵的屋顶，却私藏5担粮食，独自享用，然后突围而出。 1860年，那时候的安庆，已经是一口在那煮了很久的高压锅了。 曾国藩这只老狐狸，太懂怎么杀人了。他不用刀，他用“墙”。他的弟弟曾国荃，外号“曾铁桶”，带着几万湘军，把安庆围得水泄不通。湘军的战术笨拙但致命：挖长壕、筑高墙，切断一切粮道，把你困在里面，慢慢耗干你的最后一滴血。 到了1861年的夏天，安庆城里的日子，已经不能叫日子了，那是地狱。 史书上寥寥几笔“人相食”，在现实中就是触目惊心的画面。城里的粮食早就断了，刚开始，士兵和百姓还能挖草根、剥树皮。后来，树皮没了，草根光了，就开始吃皮带、煮牛皮。再后来，连这些都没了。 安庆城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坟墓，活人就在死人堆里爬行。 这时候，咱们的主角之一，英王陈玉成，在城外急得眼珠子都快出血了。他是真想救安庆，毕竟那是他的大本营，他的家眷、他的精锐都在里面。他在集贤关一次次发动冲锋，那是真拿命在填。湘军的炮火像犁地一样，把太平军一排排扫倒。 陈玉成是个英雄，这点没得黑。但他救不了安庆，因为不仅外有强敌，内更有“鬼”。 城里的守将主要有两位：一个是叶芸来，一个是张朝爵。 叶芸来是个硬汉，带着士兵死守，饿得面黄肌瘦，依然在城头督战。但这个张朝爵，就有意思了。 张朝爵是谁？他是广西老兄弟，资格老得很。早在金田起义前，他就跟着洪秀全混了。按理说，这种级别的将领，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对吧？ 恰恰相反。 当安庆城里的士兵饿得眼睛发绿，看着地上的尸体流口水时，张朝爵在干什么？他在算计。他早就看出来安庆守不住了，但他没想过怎么带兄弟们活，他想的是怎么让自己活，而且是体面地活。 他在自己的府邸屋顶上，秘密藏了五担粮食。 咱们得算笔账，那时候安庆城里的一粒米，比金沙还贵。五担粮食，足够几十个精锐士兵撑好多天，足够组织一次像样的敢死队突围。但张朝爵没拿出来，他像一只护食的老鼠，在全城饿殍遍野的黑夜里，独自享用着这些救命粮。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城墙下，士兵们甚至连抬枪的力气都没有，靠着墙角喘气，等着死神降临；而不远处的府邸里，大将张朝爵可能正就着那一小撮米，盘算着逃跑的路线。 这哪里是粮食？这嚼碎的是太平天国最后的一点人心。 前线的士兵虽然没文化，但不是傻子。当官的吃得红光满面，当兵的饿得皮包骨头，这仗还怎么打？信仰这东西，在饥饿面前，脆弱得就像一张湿透的纸。 1861年9月，那个注定的结局来了。 曾国荃的湘军炸塌了北门城墙。那一刻，安庆的防线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了。不是太平军不想打，是真打不动了。你让一群连站都站不稳的人，去跟吃饱喝辣、杀气腾腾的湘军肉搏？ 城破之时，惨烈至极。湘军杀红了眼，安庆城内几乎无人生还。叶芸来战死，两万多太平军将士，要么战死，要么被屠杀。 那张朝爵呢？ 这时候，那五担粮食的“威力”显现出来了。因为吃得饱，张朝爵体力充沛。在混乱中，他竟然还能组织起亲信，抢了一艘小船，或者说是利用体能优势，从水路突围而逃。 那一刻，不知道张朝爵回头看安庆火光冲天的时候，心里有没有哪怕一丝愧疚？我想大概率是没有的。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心里只有“留得青山在”。 但他留下的这座“青山”，却是用两万兄弟的尸骨堆起来的。 这事儿听着是不是特讽刺？但这恰恰是太平天国后期的真实写照。 咱们总是惋惜陈玉成死的惨，惋惜石达开走的冤。其实你仔细扒开这段历史，你会发现太平天国高层的腐化和私心，才是致命的毒药。 洪秀全在天京深宫里在这个封号、那个封号地玩过家家；李秀成在苏福省忙着经营自己的小地盘，对安庆救援拖拖拉拉；而张朝爵这种实权派，更是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发挥到了极致。 安庆之战的失败，直接判了陈玉成的死刑。失去了安庆这个基地，陈玉成成了无根的浮萍，最后被苗沛霖那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诱捕，凌迟处死。 陈玉成死的时候只有26岁，他至死都不知道，他拼了命想救的安庆城里，他的长辈张朝爵，正踩着士兵的尸骨，打着饱嗝逃生。 咱们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去指责某一个人。而是要看清，当一个集体失去了公平，当特权阶级开始在屋顶藏私粮的时候，无论它的口号喊得多么震天响，它的崩塌只是时间问题。 安庆城破，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道德和信仰的全面破产。 那五担粮食，就像一个黑色的幽默，挂在张朝爵的屋顶，也挂在太平天国历史的耻辱柱上。它告诉后人：当大将的屋顶私藏粮食，士兵的枪膛里就只剩下绝望。 湘军攻入城后，曾国藩写信回家炫耀战功，但他看到的安庆，是一座人间炼狱。而那个带着粮食能量逃跑的张朝爵，虽然活了下来，但他的名字，在史书中永远和大义凛然的叶芸来、陈玉成形成了最恶心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