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位专家，一个叫田雪原，一位叫翟振武，两个都是人口专家。一个提出计划生育，被认为是中国计划生育之父，一位是2013年反对放开汉族夫妻生育二胎。 很多人不知道，田雪原提出计划生育的背后，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人口激增的严峻现实。1974年，36岁的田雪原刚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就带队深入河北、四川农村调研。他在河北某县看到，一个村庄不到500人，十年间新生儿就有120多个，村民住的土坯房挤得转不开身，孩子上学要走三公里山路，村里的耕地根本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当时农村普遍‘多子多福’，一家生四五个孩子很常见，可粮食产量跟不上，不少家庭连温饱都成问题。”田雪原后来在采访中回忆。 基于半年的实地调研，田雪原写出了《论我国人口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首次系统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构想。这份报告在当时引发巨大争议，有人说“断了祖宗香火”，有人担心“劳动力不足”，但田雪原坚持自己的判断：“人口增长太快，会拖垮经济发展，现在不控制，未来几十年会更难。”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实施，田雪原也因此被称为“计划生育之父”。政策实施后，中国人口出生率从1980年的18.21‰下降到2010年的11.90‰，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而翟振武2013年的反对声音，同样源于他的学术研究。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长期关注人口结构变化。2013年，国家开始讨论放开二胎政策，翟振武公开表示：“当前我国人口总量仍在增长，预计2030年才会达到峰值14.5亿，如果现在放开汉族夫妻二胎，可能导致人口反弹，加重教育、就业、养老等社会负担。”他的团队当时做了一项预测，认为放开二胎后，每年新生儿可能增加1000万以上，超出社会承载能力。 可没人想到，现实与预测出现了偏差。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当年新生儿数量达到1786万，但随后逐年下降，2022年新生儿仅956万，人口出现负增长。这背后，是房价高、教育成本高、育儿压力大等多重因素，很多家庭即便有生育意愿，也无力承担。翟振武后来也承认：“当时低估了社会发展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没有充分考虑到年轻夫妇的现实压力。” 两位专家的观点，看似对立，实则都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判断。田雪原提出计划生育时，中国面临的是“人口过多”的困境，政策核心是“控制数量”；翟振武2013年反对放开二胎，是担心“人口反弹”，本质上也是为了人口与社会协调发展。只是时代在变，人口问题也在变，从“控制数量”到“优化结构”，中国的人口政策始终在动态调整。 田雪原后来也关注到人口结构变化，2015年他公开呼吁：“计划生育政策要与时俱进，现在老龄化加剧，劳动力短缺，应该逐步放开生育限制。”他的转变不是否定过去，而是基于新的人口数据：2015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6.1%，劳动力人口开始下降。“政策的制定要跟着国情走，当年控制人口是必要的，现在调整政策也是必要的。”田雪原说。 翟振武的研究也在跟进时代变化，近年来他专注于“三孩政策配套措施”研究，提出“降低育儿成本、完善托育服务、延长产假”等建议。“人口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学术研究也要不断修正。”他在2023年的一次论坛上表示，“当年反对放开二胎，是基于当时的人口数据和研究方法，现在情况变了，观点自然要调整。” 其实，人口政策的调整，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对国情的精准把握。田雪原和翟振武作为人口专家，他们的观点或许有时代局限性，但都体现了对国家发展的责任感。他们的研究提醒我们：人口问题复杂多变，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过度悲观，需要基于扎实的调研和科学的分析，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 从计划生育到全面二孩、三孩政策，中国的人口政策调整，见证了国家的发展与进步。这背后，离不开一代代人口专家的探索与建言，也离不开国家对民生需求的关注。人口是国之根本，只有让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