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女知青刘琦返城无望，嫁给一位农民。新婚之夜，她对丈夫说：“你对我好，我决定扎根农村。”不料，18年后她狠心抛下3个孩子喝农药，并悔恨地说道：“嫁给他是我这辈子的错。” 红柳圪旦村的冬夜刮着刀子一样的北风。1995年腊月二十九，刘琦在土坯房里翻着仅剩的几张玉米饼，一边往灶坑添柴，火光把她的脸映得更加消瘦。 三个女儿靠在炕角，捧着缺口搪瓷碗等开饭。门忽然被人踹开，刘三海拎着空酒瓶跌进屋，酒气和冷风一起灌进来，酒瓶砸在墙根碎成一地渣，一记耳光抽在刘琦脸上，这不是第一次，却成了压垮她的那一下。 很久以前，她踏进这个村子时还是十九岁的城里姑娘。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她和同学从课堂被送到呼和浩特郊外的红柳圪旦村，从翻书变成扛锄头，一天到晚挑水割草，累得晚上胳膊抬不起来。 她咬牙学种地、学纺织，跟着乡亲哼土调子，逐渐成了村里人口中的有灵气的知青闺女，一度以为熬几年就能背着行李回城。 关键的一封信打碎了她的念想。家里来信说，祖父的地主成分卡住了她的返城资格，申请被驳回，她几乎再没有机会回去。 那晚她攥着信在炕沿上掉眼泪，刘三海端着一碗热羊肉汤敲门进来，这个一米八的牛倌平日里总帮她挑水扛袋子，此时拍着胸脯说，她回不去就留下，他愿意一辈子照顾她。就在这样一次次安慰和陪伴里，她动了心。 七十年代末，两人在乡亲的见证下办了简陋的婚礼，几盘杂面和酸菜凑成喜宴，新娘穿着洗得发白的衣裳，还是笑得耀眼。 新婚夜里，刘琦悄声对丈夫说，只要他真心，她就把根扎在这片土地，把这里当家，他当面答应得很重。那时的他，看上去确实像个肯担责的男人。 婚后头几年，日子虽紧，却有盼头。改革的风吹到村里，土地承包到户，刘琦拼命干活，还在村小学代课，白天站在讲台，晚上踩着月光往家赶，乡亲都说她能干。可一连生下两个女儿后，老掉牙的重男轻女慢慢爬上饭桌。 为了让丈夫安心，她从亲戚家抱来一个男孩，本以为能换来尊重，刘三海却越发烦躁，开始混在酒桌和赌局之间，把家里仅剩的积蓄输得精光。 争吵从厨房蔓延到院子，从言语变成拳脚。孩子一哭，他就指着刘琦骂她没本事丢人，她拖着病体下地干活，回家还要烧火做饭，挤出笑脸哄三个孩子睡觉。 曾经那句“不会让你受委屈”的承诺，早被酒气和赌债冲得一干二净。她不是没想过撑下去，可一次次被推到墙角之后，心里的那点光几乎熄灭。 终于熬到了这个春节前夜。酒瓶砸碎后，她没有再回嘴，只是默默收拾残局，把三个女儿哄上炕盖好被子。灶火熄灭，屋子里一下冷下来，她在黑暗里摸到柜子里那瓶早就藏好的农药，拧开瓶盖时手抖了一下，很快又稳住。她回头多看了熟睡的孩子们一眼，眼泪滚落，却终究把药灌了下去。 第二天清晨，邻居推门而入，只看到她倒在炕边，手里攥着几行歪斜的字，大意是这一生最错的选择，就是嫁给刘三海。从当年背着理想走进乡村的知青女，到被重男轻女和家暴困在冷屋里的中年女人，这个名字占满了她后半生，也一步步把她逼向绝路。 红柳圪旦村的风照旧在刮，院子里的枯草随风摇晃，屋里只剩下三个懵懂的孩子和一个酒醒后的男人。乡亲们替她叹息，也替孩子揪心，有人把账算在男人身上，有人骂那股根深蒂固的旧观念。 刘琦的故事被一遍遍讲起，不只是说一个女人在绝望中喝下农药，更是在提醒后来的人，家不该成为发泄怒火的地方，任何被生活压得踹不过气的人，都不该被逼到只剩这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