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中国最后一名“皇妃”李玉琴，探望狱中的溥仪，见到溥仪，李玉琴心中的那个念头越发清晰：离婚，一定要离婚！ 1957年，抚顺战犯管理所一间简陋的接待室里，李玉琴静静坐着，看着被警卫带进来的那个人。灰色囚服、板寸短发、身形消瘦，几乎认不出这是当年高坐御座的“皇帝”。 曾经的她，要在他面前屈膝行礼，称一声“皇上”；如今两人隔着一张桌子，谁也不再是从前的样子。寒暄寥寥，她听他讲起在所里劳动学习的日常，语气平平，没有往日的威严。随着谈话一点点往前走，她心里的那块石头渐渐落地：这段婚姻，可以结束了。 时间倒回去二十多年。1928年，李玉琴出生在长春郊外一个穷苦农家，兄弟姐妹一大家子挤在漏风漏雨的旧房子里。父母靠租地种田勉强度日，却宁可勒紧腰带，也要让孩子识字念书。 搬进长春城后，一家人住进二道河子贫民区，她先在教堂认字，又读讲习班，后来上了公立小学，成绩一直不错。1942年考进南岭女子优级学校，对这个穷人家的女孩来说，那是命运少有的亮色。 真正的拐点出现在1943年。那年十五岁的李玉琴还在课堂上听课，突然被日本人叫出去拍照。几天后，日本人找到学校和家里，说要把她送进“宫里”读书，有吃有穿还有老师带。 她根本不懂这意味着什么，只觉得或许能跳出穷窝。父亲本不愿送女儿去那种地方，却敌不过对方手里的枪，只能含泪点头。 所谓“宫里”，其实就是伪满皇宫。谭玉龄去世后，日本人想借着给溥仪再选“贵人”既安抚又监视他，溥仪坚持要挑中国姑娘，李玉琴的照片就这样被送进宫去。 她被封为“福贵人”，刚进门时还以为从此不愁吃穿，很快却发现这是一座镀金的牢笼。她没见到课本和老师，迎接她的是一叠“条例”，被要求背得滚瓜烂熟，那就是溥仪为妃子拟定的“二十一条家规”。 从不能随便见家人，到不得自由出宫，再到处处小心自己的言行，规矩一条接一条地压在她身上。宫殿外表华丽，内里却冷清得让人发慌。她要按点给溥仪请安，陪吃陪走，夜里还要侍寝。 溥仪脾气古怪，又有强烈的控制欲，更多把她当作一种附属物而非真正的妻子。几年的宫廷生活，让这个原本活泼好学的女孩，慢慢变成对着宫墙发呆的“福贵人”。 1945年，日本投降，伪满政权崩塌，她和溥仪被迫分离。溥仪被俘，她则被八路军带走审查。由于她并未参与危害国家和人民的行为，被安排在部队里养病，身体恢复后被送回家乡。 那一刻，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了那座金笼子。此后几年，她与溥仪彻底失去联系，只能从报纸上得知这个曾经的“皇帝”被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给她在长春安排了工作岗位，她在单位里勤勤恳恳，一边适应普通人的节奏，一边心里盘算着如何安顿自己的后半生。 1953年，她曾提出想去探视溥仪，却因管理所尚无相关规定，未能成行。直到1955年，两人才在抚顺首次重逢，一见面便忍不住痛哭，那更像是对共同经历的一种告别。 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越来越多人提醒她，只要名义上还是溥仪的妻子，难免受战犯身份牵连。李玉琴自己也开始反思，这段关系里究竟有多少感情，又有多少是被时代与规矩逼出来的习惯。 抚顺战犯管理所专门给他们安排过一次同床而卧的机会，让她再慎重考虑离婚之事。那一夜，溥仪压低声音问她，是否真的想要离婚，说着说着难以自抑地流下眼泪。她口头上说再想想，心里却知道，自己的决定已经做出。 1957年5月，法院正式判决二人离婚。这一年，她二十九岁，结束了从十五岁起被迫卷入的十四年婚姻，终于在法律上与“福贵人”的身份告别。那一天起，她不再是谁的妃子，只是一个可以重新选择生活的普通女人。 离婚后的第二年，她在长春图书馆整理书籍、办理借阅，工作虽不体面，却踏实安稳。其间，她结识了吉林广播电台工程师黄毓庚，两人性情相投，顺理成章地走进婚姻，生儿育子，日子平淡却有烟火。 后来她加入民革，当上政协委员，在讲台上给学生讲历史，在会场上替教育和文化发声，又拿出积蓄捐给希望工程，把当年宫里留下的一些物件交给博物馆。 2001年，七十三岁的李玉琴在长春病逝。回头看，她从长春贫民窟走进伪满宫廷，又从“福贵人”走回普通人行列，路途曲折，却一步一步把自己从别人故事里的角色，变回自己人生的主人。那张1957年的离婚判决书，不只是结束，更是她真正开始做自己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