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7岁的陈菊梅在取掉扁桃体和割掉阑尾后，又不顾众人的劝阻，坚定地对医生说：“请拔掉我嘴里所有健康的牙齿…” 一个医生，为什么要主动毁掉自己的身体？手术室的灯照着她苍白的脸，护士握着止血钳的手都在抖。 刚切除扁桃体那几天，她连喝水都疼得掉泪，现在又要拔掉满口好牙，同事劝她“留几颗吃饭吧”，她只摇头：“发炎一次就要耽误半个月研究，我等不起。” 拔掉牙齿后，陈菊梅戴上假牙就回到了实验室。 那时肝炎是医学界的硬骨头，慢性重型肝炎病死率超过八成，患者家属送来的感谢信常常还带着泪痕。 她带着团队在中药库里一筛就是八年，五味子的藤蔓爬满窗台时，终于发现提取物能降转氨酶。 有患者昏迷半个月，用上她研发的制剂后突然睁开眼，拉着她的手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孩子了”，她背过身擦了擦眼镜，镜片上的雾气半天没散。 2003年春天，SARS病毒像一阵黑风刮过京城。 70岁的陈菊梅收拾行李住进隔离病房，防护服密不透风，她低血糖犯了就啃块巧克力，护士要替她查房，她摆手：“我看过的病人，我心里有数。” 有次给重症患者插管，飞沫溅到护目镜上，她事后用酒精棉片擦了擦，继续记录病程。 后来学生问她怕不怕，她翻出泛黄的工作笔记，指着1972年那页说：“从拔牙那天起，我就没怕过什么。” 汶川地震那年，80岁的她踩着胶鞋在灾区走了二十多天。 北川的雨下个不停，她带着人在安置点挖排水沟，泥浆灌进鞋里，她说“脚泡肿了没关系，疫情控制住才行”。 有个孕妇发烧，她撑着伞走两公里去看，确认不是传染病后，从包里摸出颗糖塞给对方：“安心养着，孩子出生了告诉我。” 后来那家人寄来孩子的照片，背面写着“陈奶奶，您的糖真甜”。 她的白大褂袖口磨出了毛边，工资卡上的钱总在月初就少一大笔，多半是给了贫困患者。 女儿说她“对自己抠门到家”，她却把实验室的冰箱塞得满满当当，全是给加班同事准备的牛奶面包。 96岁临终前，她躺在病床上签遗体捐赠书，手抖得握不住笔，护士要帮忙，她摇头自己写：“这点力气，还是有的。” 晚年整理她的遗物时，同事发现一个旧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但为了病人，本钱可以‘透支’”。 这句写于1972年拔牙后的话，和她96岁签下的遗体捐赠书，连在一起就是一位医者最完整的答卷，把每一寸生命，都用在了需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