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于右任离开大陆，他白须飘飘，拄着拐杖，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是沮丧的，步伐也非常的沉重，他知道这一走，估计就再也回不来了。 这一年是1949年，这一天是11月29日。 照片里的老人叫于右任，那年他正好70岁。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他是国民党的元老，是书写“标准草书”的一代宗师。但在这个瞬间，他只是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被迫离开故土的孤苦老人。 说实话，于右任根本不想走。 当时的局势，大家都清楚。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正在疯狂地把人往台湾运。对于像于右任这样的“招牌人物”，老蒋是绝对不允许他留在大陆被统战的。 据后来披露的史料，于右任当时人在重庆。他原本的打算是等着，甚至想过如果局势实在不行，就回老家陕西三原去。他跟身边的人念叨，说自己老了，不想折腾了，就在家乡种种地、写写字挺好。 但历史没给他这个机会。 蒋介石派了吴铁城去“请”他。说是请，其实跟绑架也差不了多少。这在当时有个专门的词儿，叫“抢救”。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身边虽然有警卫，但面对这种国家机器级别的意志，哪有反抗的余地？ 有人回忆说，上飞机前，于右任的太太高仲林因为身体不好，没法随行，只能留在大陆。这一别，就是天人永隔。 你看照片里他手里提着的那个布袋，很多人可能好奇里面装的什么。是金条？是美元？还是机密文件？ 都不是。 作为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位列“五院”之一，属于绝对的高官了。按理说，怎么着也得有点细软吧？但后来他在台湾的秘书证实，那个袋子里，装的几方印章，还有就是几本平时不离手的书。 真的很讽刺。一个在官场混迹半生的大佬，临走时，身家性命就只有这一个布袋。 到了台湾后的于右任，日子过得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风光。 虽然他还挂着“监察院院长”的头衔，但他那个性格，注定跟当时台湾高压肃杀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他这个人，早年是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同盟会成员，骨子里有股子文人的傲气和西北汉子的直爽。 在台北，他住的地方是借来的，后来为了有个安身之所，还得去贷款买房。你没听错，堂堂“院长”买房子要贷款，甚至因为还不起贷款，还要靠蒋介石特批一笔钱来救急。 这事儿要是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信。但这恰恰就是于右任。 他把所有的寄托，都放在了两件事上：一是写字，二是想家。 咱们先说写字。在台湾，求他字的人那是踏破门槛。上到高官显贵，下到面摊老板，只要你开口，他几乎来者不拒。 有个很有名的段子，说有个人在墙角撒尿，于右任看见了，随手写了张“不可随处小便”的条子让人贴那儿。结果那人一看是于右任的墨宝，赶紧揭下来，找人重新装裱，把字的顺序换了一下，变成了“小处不可随便”。 这虽然是个笑话，但也说明了他当时在民间的声望。他用这种方式，在那个苦闷的岛屿上，维持着一种文化的体面。 但写字排解不了乡愁。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那种想回家的念头就越来越疯长。特别是到了1960年代，他身体大不如前，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 1962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望大陆》。这首诗，咱们上学时可能都读过，但如果不结合当时那个背景，你很难体会那种撕心裂肺的痛：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了。当时的政治坚冰，比海峡的水还要深。他在大陆有老婆，有女儿。据说，周恩来总理曾经想办法通过香港的关系，把于右任留在大陆的家眷送到台湾去团聚，或者安排他们在那边见面。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最终流产了。 到了1964年，于右任病重住院。 那时候他已经86岁了，神志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临终前，老部下问他有什么遗嘱。他想说话，但喉咙里像堵了棉花，发不出声。他颤颤巍巍地伸出一个手指头，又伸出三个手指头。 当时在场的人都懵了，没人懂这是什么意思。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 他走后，并没有像他诗里写的那样，葬在玉山顶峰。治丧委员会把他葬在了台北近郊的大屯山。那个地方也就是海拔几百米，虽然也能看见海，但离“望我大陆”的高度，差得太远了。 咱们再回过头来看文章开头的那张照片。 1949年的那个瞬间，风吹乱了他的胡须，他拄着拐杖，眉头紧锁。他可能预感到了前路的艰难，但他一定没想到，这一去，不仅是他人生的终结，更是整整一代人乡愁的开始。 他那一辈人，虽然身处不同的阵营，有过你死我活的争斗，但骨子里那份对“中国”二字的认同，对故土山河的眷恋，是一致的。 于右任的一生，从反清斗士到民国元老，从书法宗师到羁旅孤客。他虽然身居高位，但在历史的滚滚车轮面前，他其实和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个流离失所的普通人一样，无力抗争。 那张照片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拍出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离别，而是一个时代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