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美国实施了史无前例的禁酒令。这项禁酒政策的代价与后果究竟是什么？
1919年颁布的宪法第18修正案规定，1920—1933年间，禁止在美国境内生产、销售和运输酒精饮料。美国政府认为禁酒令能够遏制酗酒现象，解决医疗卫生及家庭暴力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于是推行了这项后来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欠考虑的政策之一。这项禁酒令的初衷是什么？美国人又是如何回应禁酒令的？禁酒令造成了哪些深远影响？它又如何改变了我们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社会的认知？本文将深入探究这段令人警醒的禁酒令历史。
禁酒令出台前的美国禁酒运动
1874年，女性聚集在当地酒馆外抗议的插画，藏于拉斯维加斯黑帮博物馆。
19世纪初，美国禁酒运动兴起，倡导人们节制或彻底戒除饮酒。当时，男性酗酒现象极为普遍。据称，成年男性人均年饮酒量高达7至12加仑。酗酒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引发家庭暴力、犯罪率攀升等一系列新问题。因此，女性群体成为禁酒运动的中坚力量。这场运动还带有宗教动因——以中产阶级新教徒女性为代表，她们主张将节制、审慎等基督教美德付诸实践。
到1831年，美国各地已成立24个女性禁酒组织，宣扬禁酒的理念与益处。这些组织采用多种行动方式，包括在男性频繁光顾的酒馆、啤酒厂和酿酒厂门前抗议、游行、静坐示威。19世纪70年代，禁酒运动势头渐盛，支持者开始在酒馆内发表反对饮酒的布道演说、吟唱相关圣歌，以期在中西部和西部地区取缔酒类销售。
迈向宪法第18修正案之路
全美各州男性抗议禁酒令的场景，日期不详。
1874年，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成立，弗朗西斯·威拉德担任主席，该组织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禁酒令。威拉德在宣传禁酒理念的同时，还积极投身女性选举权、教育及福利事业的推动工作。1893年，反酒馆联盟宣告成立，由政治策略家韦恩·惠勒领导。此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惠勒在推动禁酒宪法修正案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惠勒及其团队敏锐地察觉到国内反德情绪日益高涨，巧妙地利用民众的爱国热情以及对德裔美国啤酒生产商的不满情绪，为禁酒运动造势。他们成功说服国会通过《战时禁酒法案》，为宪法第18修正案的出台奠定了坚实基础。1917年8月，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该修正案，四个月后，众议院也予以批准。1919年1月，宪法第18修正案正式生效，并定于一年后的1920年全面实施。
寻觅酒类替代品
1933年，玛格丽特·伯克-怀特拍摄的纽约地下酒馆内部场景。
这场持续逾百年的禁酒“圣战”终于落下帷幕，禁酒运动支持者大获全胜。美国社会陷入震荡，民众对这项一刀切的禁酒政策反应各异。几乎一夜之间，全国各地的酒馆、啤酒厂和酿酒厂纷纷关门停业，美国人不得不另寻途径获取酒水。秘密酒馆应运而生，这类场所隐蔽经营，为那些想私下饮酒的人提供服务。秘密酒馆的隐秘属性，也使其成为20世纪“咆哮年代”摩登女郎的聚集地——毕竟，叛逆的女性彼时能公开饮酒的场所寥寥无几。
嗜酒成瘾者还将目光投向药店和教堂——这些地方允许合法饮用酒精饮品，同时也盯上了私酒贩子集团，后者有能力获取各类品质的酒水。私酒贩子常常利用改装汽车运输走私酒类，这些车辆设有隐蔽储物空间，便于躲避执法人员的检查。20世纪20年代，利润丰厚的私酒走私行业被犯罪集团操控，他们掌控着跨州大规模酒类走私活动。黑帮传奇头目阿尔·卡彭，在20年代末通过向其控制的地下酒馆网络供应私酿酒，年获利超过6000万美元。
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
1930年，禁酒令时期，警方对私酒贩子尤金·沙因的住所进行突击搜查。
禁酒令期间，许多人开始自行酿造酒类替代品。“浴盆杜松子酒”这一术语应运而生，泛指所有在家中非法酿造的酒精饮品。这类酒的品质通常低劣至极，由于原料可疑——甚至包含腐肉、化学药剂等成分，堪称烈性毒药。尽管名为“浴盆酒”，但这类酒并非真的在浴缸中酿造，只是常被储存在浴缸里。据统计，1929年，美国人自制啤酒的总量接近7亿加仑。
1921—1932年，美国国税局查抄的私酿酒蒸馏器，拍摄于财政部大楼，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那些非法蒸馏酿造私酒的人被称为“私酒酿造者”，他们是禁酒令时期私酒贩子的重要货源之一。私酒酿造者生产的部分酒类，最终通过私酒贩子的销售网络流入全国各地的地下酒馆。然而，浴盆杜松子酒的劣质口感，让调酒师难以直接使用。他们不得不加入苏打水、水果和果汁等配料，掩盖劣质酒水的味道。许多如今广受欢迎的经典鸡尾酒，据说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发明出来的。
有组织犯罪的猖獗
1929年，《芝加哥每日新闻》关于情人节大屠杀的头版报道，藏于拉斯维加斯黑帮博物馆。
禁酒令带来的最核心、最灾难性的后果之一，便是美国有组织犯罪的泛滥。从甘比诺家族到科洛博家族，多个臭名昭著的意裔美国犯罪集团，都在禁酒令时期通过大规模私酒走私和经营地下酒馆积累了巨额财富。这一时期，帮派间的地盘争夺与暴力冲突屡见不鲜，为了抢夺禁酒令带来的巨额利益，敌对帮派大打出手。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当属1929年的情人节大屠杀。在芝加哥北郊的一个混乱街区，七名与爱尔兰黑帮头目乔治“臭虫”莫兰有关联的男子，被一群身着警服的人枪杀。尽管没有确凿的官方证据证明阿尔·卡彭涉案，但人们普遍认为，这场惨案是莫兰帮派与卡彭帮派相互倾轧的结果。
禁酒令的终结
1933年，纽约市民庆祝禁酒令废除。
随着帮派暴力事件频发、犯罪活动愈演愈烈，本就动荡不安的美国社会进一步陷入混乱，公众舆论开始转向支持废除禁酒令。人们逐渐清醒地意识到，禁酒令根本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毕竟，这一时期的美国人从未停止过饮酒。就连那些支持禁酒的“干派”人士，也因执法部门始终无法抓获私酒贩子和黑帮分子而愈发失望。更讽刺的是，警察和联邦特工常常收受贿赂，对犯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33年，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签署法案，首次放宽禁酒令实施以来一直严苛执行的《沃尔斯特德法案》
1929年大萧条爆发，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螺旋：数百万人失业，大量企业破产。在这样的背景下，酒类销售和相关税收成为拯救濒临崩溃的美国经济的救命稻草。1932年总统大选期间，候选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竞选纲领就包含这一主张——恢复酒类合法销售，每年可为联邦政府增加数亿美元的财政收入。此外，废除禁酒令还被视为解决日益严峻的失业问题的直接手段。借助这一民意浪潮，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宪法第21修正案，正式废除第18修正案，酒类饮品的生产与销售再度合法化。
禁酒令时代的反思
约1921年，禁酒令高峰期，纽约市警察局副局长监督特工将查抄的酒类倒入下水道，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历经漫长的13年，禁酒令终于寿终正寝。全美各地，欣喜若狂的饮酒者举杯欢庆，品尝这份来之不易的自由，为酒精的“回归”欢呼。宪法第21修正案废除第18修正案，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案例，也让许多人不禁反思：推行这样一项欠考虑的政策，真的有必要吗？
禁酒令究竟是否带来了积极成效？即便有，又是否与其初衷相去甚远？首先，禁酒令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酒类行业遭受重创，导致数十万人失去生计。酒馆、啤酒厂、酿酒厂、酒类商店纷纷倒闭，酿酒师、卡车司机、服务员等职业瞬间消失，数以千计的劳动者陷入失业困境。政府层面不仅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酒类贸易税收，还额外花费3亿美元用于禁酒令的执行监管。
约1933年，芝加哥俾斯麦酒店内，德裔美国人庆祝禁酒令废除。
如果说经济上的恶果是这项道德层面决策的必然代价，那么禁酒令至少是否达成了其预设目标？历史与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的实际经历都表明，现实与预期相去甚远。数据显示，尽管禁酒令初期酒类消费量有所下降，但在随后的几年里便急剧反弹，恢复到1920年禁酒令实施前60%至70%的水平。此外，由于人们认为酒类供应短缺，大量饮用劣质酒精饮品，每年导致数千人死亡。不过，历史数据也显示，禁酒令生效后，肝硬化死亡率和酗酒率均显著下降。同时，职场出勤率明显提升，这表明管控饮酒行为确实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
1933年12月6日，美国《每日新闻》相关报道，图片来源CNN。
尽管存在上述些许积极影响，但综合禁酒令带来的沉重社会政治代价与经济后果来看，这场旨在遏制酗酒的美国社会实验，无疑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惨败。有组织犯罪的猖獗，充分暴露了执法机构的失职，也最终证明，法律无法强制约束人们的行为。当标榜自由的美国被迫进入“无酒时代”时，美国人用行动证明，他们的智慧无穷无尽，对酒精的热爱更是从未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