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陈云至少在哪些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

陈云在中共党史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但由于他的个性向来极为低调，导致很多人对他的能力和功绩了解不多。

我们不说陈云在革命战争年代作出的贡献，只聊聊他在改革开放后，在哪几个方面做出了哪些重大贡献。

1962年7月6日，毛主席约陈云谈话，在此次谈话中，陈云犯言直谏，委婉向毛主席建议实施“包产到户”，遭到毛主席严厉批评。

一个月后，毛主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严厉批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认为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

陈云向中央提出养病，就此基本离开中央最高决策层，一直到1978年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再次复出。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病逝，“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当时叶剑英元帅和李先念在老干部当中的威望很高，邓小平暗示他们就“四人帮”问题去找老干部谈话。

在谈话的老干部中，就包括了陈云，负责联络的是王震将军。为了征求对于粉碎“四人帮”方案的意见，叶剑英先后5次派王震到陈云家中联络。

陈云的意见是，当时可供选择的只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合法的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第二种办法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

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考虑到最后，认为，通过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打倒“四人帮”并没有完全的把握。

叶剑英的主张是武力解决抓捕“四人帮”的问题，陈云明确支持叶剑英的主张，并说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事后，陈云。多次称赞叶剑英足智多谋，才能够做出粉碎“四人帮”的可靠方案。

这是陈云在改革开放后做出的第一个重大贡献：坚决支持中央采取武力手段粉碎“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百废待兴，还有很多重大的问题需要处理，其中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怎样让邓小平复出。

当时在中央掌控实际领导权的是华国锋，他依然主张“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言下之意就是要继续批判邓小平。

华国锋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在当时，陈云的处境比邓小平更好得多，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没有涉及陈云。陈云仍然是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人的支持下，陈云重新参加了领导工作。

现在问题就是邓小平能不能出来重新参加领导工作，就这个问题，中共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粉碎“四人帮”4天后，邓小平就致信给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肯定了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立下的功劳，其实也就委婉暗示了自己想要出来工作的诉求。

1977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邓小平由于被撤销了一切职务，没有资格出席会议。陈云是中央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这次会上，华国锋表示，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为“四人帮”翻案。

华国锋在会上再次郑重其事地强调了“两个凡是”，汪东兴也跟着说，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

汪东兴接着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把刷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

叶剑英

陈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他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他首先表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不是反革命的，是绝大多数群众为了悼念周总理而自发组织的活动。

接着，陈云表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在小组会上说，“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

王震还说，邓小平同志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谁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和王震的意见，在会上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

虽然这次会议上，陈云和王震的意见没有获得通过，但关于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共中央内部不可回避的一大焦点问题。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也支持邓小平复出，叶剑英多次找华国锋谈话，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叶剑英说，党内、军内绝大多数同志，全国人民群众都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

此外，李先念也支持邓小平出来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

迫于形势，华国锋一方面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另一方面，又派人找邓小平谈话，要邓小平出来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坚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

邓小平明确表态：我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直到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华国锋于5月3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邓小平的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当时，叶剑英以及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一大批老干部支持邓小平，于是，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终于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这是陈云在改革开放后做出的第二个重大贡献：坚决支持邓小平出来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为期36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作了两次重要发言，谈了5个问题：一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案应予平反，二是应结束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处理“平反案件”的不正常现象，三是应为彭德怀冤案平反，四是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五是中央应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邓小平

陈云担任过中共中央副主席，也担任过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发言极具权威，引起了极大震动，在与会干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各小组在发言中，纷纷对陈云的讲话予以了强烈的支持。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上表态：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平反，三是撤销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四是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五是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六是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七是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情况实事求是予以处理。

这表明，华国锋全部接受了陈云提出来的意见，尤其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是陈云在改革开放后做出的第三个重大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面临着十年内乱导致几乎处于崩溃边缘的经济烂摊子，有人提出，由陈云主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但陈云于1979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已经不能再担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了。

但陈云同时表示，他能做最必要的工作，且只能量力而行。他提出，中国经济要进行调整，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是三年。

那时，在华国锋的影响下，中国又出现了在经济上急于求成的急进情绪，又要求制定钢铁发展的高指标。最终，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陈云还是担任了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之职。

随后，陈云提出对当前经济工作的几点纲领性意见：一是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二是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是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四是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五是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六是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国内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和投资能力。

这是这是陈云在改革开放后做出的第四个重大贡献：为中国经济发展确定了调整的方向，使中国经济逐步走上正常发展轨道。

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经济的模式原本是照搬苏联，实行计划经济。陈云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担任多年领导工作，早在1956年就发现了照搬苏联模式是行不通的。

所以，当时陈云就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与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为主，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辅；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中，国家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辅。

只可惜，不久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打断并否定了陈云的这一思想。1979年3月，陈云谈到，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

在当时计划经济理论盛行的年代，陈云的主张，为打破计划经济一统天下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后来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这是陈云在改革开放后做出的第五个重大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如何评价毛主席成了中国政治的焦点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陈云和邓小平的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陈云在改革开放后做出的第六个重大贡献。

陈云当过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是最早意识到“干部青黄不接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的人之一。他特意写了一份书面意见《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送给邓小平和胡耀邦。他在这份文件中，就提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提出了12条建议。

陈云多次语重心长地表示，必须“成千上万，几千，一万，两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这个建议在当时无疑具有前瞻性，为党中央接下来大力度提拔中青年干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是陈云在改革开放后做出的第七个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