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末，《柏林晨报》刊发了一篇评论文章，语气颇为沉重，直指德国在关键技术上对中国的依赖风险。

在这篇评论里，这种依赖被提升为国家安全层面的隐患。他们不再将中国视为单纯的商业合作伙伴，而是将中国产品的深入渗透视为关乎国家安全与战略生死的风险敞口。技术，不再是工具，而成了他们眼中可能失控的变量。

多尔纳追溯了德国与全球化关系的变迁。他写道，20年前的柏林洋溢着“世界大同”的幻想，全球化是政治共识，德国自信满满地扮演着“研发+品牌”的高端角色，期待将生产外包给发展中国家，以达成双赢。他们曾以为，自由贸易能带来和平，经济利益足以中和一切地缘对抗。

这一理念下，德国人对中国寄予厚望，寄望“以贸促变”，以为资本与供应链足以将潜在对手转化为朋友。但现实却朝相反方向演进。

供应链成为武器，断供成为策略，技术成为筹码。德国亲手将工厂外迁，却在不经意间，把“吃饭的家伙”也打包送走。失去俄罗斯能源，是“戒断反应”第一阶段；对中国技术上瘾，则是他们无法回避的第二阶段。

多尔纳在文中具体点出圣诞节期间德国家庭中最常见的消费品：智能手机、笔记本、无人机，这些物品无一不与中国有关——要么整机产自中国，要么核心部件由中国制造甚至设计。若只是一堆消费品倒也罢了，问题在于，这些技术已经嵌入德国经济与社会的骨架之中。

他强调，在民用与军用边界逐渐模糊的关键技术领域，德国很难在短期内拿出可靠替代。

而对德国人来说，最难以接受的是不确定性。他们担忧，在危机时刻，若指挥系统、警务网络、甚至某些军事应用使用了中国产设备，是否还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焦虑并不源于具体案例，而是源于一种无法确认的“潜在被动性”。

更令人警醒的是，多尔纳也坦言，德国之所以“上瘾”，并非中国强迫销售，而是因为中国技术太便宜、太高效、太好用了。从大疆无人机到华为基站，再到成千上万的元器件，中国制造已经像空气一样，渗透进德国经济的每一个环节。

他把风险点落在“紧急情况下缺少替代品”上：一旦关键应用过度依赖外部供给，危机来临时，选择空间就会被压到几乎没有。

不仅如此，德国还面临技术和人才断层。许多核心领域已经多年未更新研发投资，外包路径走得太远，已难迅速转身。

这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能力断代的问题。想靠政策重新打造“非中方案”，在当前财政紧张、技术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只能是空谈。

多尔纳虽然以“警告”的语气写作，但整篇文章读下来并无实质解决路径。他强调德国需“重建自主供应链”，但没有提出可行方案。这种焦虑，其实恰恰揭示了欧洲在技术变局中的尴尬位置。

一方面，他们长期享受“发号施令”的上游优势；另一方面，在关键技术赛道上被动滑落，甚至连最基本的自研能力都难以恢复。文章的矛盾感也在这里：话说得很重，但能落地的办法并不清晰。

而对中国而言，这种“被动焦虑”反映的是西方现实主义视角下的重新排位。在多尔纳的逻辑中，中国技术不仅是产品，更是一种战略意图。在他的论述中，贸易与技术被当作权力竞争的一部分；担忧的核心，是在冲突情境下无法确认这些关键设备是否还能按预期运转。

文章结尾并未提供有效出路，反倒呈现出某种宿命论色彩：技术依赖既已发生，那就等于提前埋下了不可控制的风险。对德国产业精英来说，这样的表述或许是敲响警钟；但对中国企业而言，这正是一种现实的承认。

过去，德国人以技术驱动者自居，掌控话语权和议价能力；而如今，他们对“中国制造”的警惕，已从质量转向战略。这不仅是商业风险的评估，更是政治话语的演变。

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越是在高喊“脱钩”时，德国越发难以自拔。技术依赖不是口号说停就能停的，而是一场代价高昂的经济手术。眼下的德国，正是那位不愿戒毒却又怨恨毒品的病人——进退失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