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说，中国偷了我没有的技术。近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扬言，如果中国的AI大模型适合中国，美国的技术将实施制裁。我认为，美国急着给中国AI贴上“偷窃”标签，真正暴露的是领先优势正在变成焦虑当美国领先时，技术流动被称为全球化；当中国开始追赶时，竞争就容易被改名为安全风险，技术进步也可能被解释成窃取。所谓模型“蒸馏”，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让一个模型通过另一个更强模型的输出学习，从而提高自身能力。这种方法本身并不是秘密，在人工智能行业里也不是什么突然冒出来的新招。真正需要调查的，是相关企业有没有绕过平台限制、批量使用虚假账户，有没有违反服务协议，是否复制了受到法律保护的内容。技术方法和违法行为不是一回事，不能听见“蒸馏”两个字，就直接等同于偷窃。如果美方掌握了证据，就应该把账号记录、技术检测方法和侵权链条摆出来，让相关企业回应，也让外部专业机构能够复核。仅仅说发现了“水印”，却不解释水印是什么、怎样识别、能不能排除公开数据造成的相似性，很难让一项商业争议直接上升为制裁依据。我认为，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保护知识产权没有错，但同一把尺子必须量所有企业，不能美国公司使用海量网络资料训练模型时强调技术创新，轮到中国模型能力上升，就先把“国家安全”和“盗窃”两个大帽子扣下来。美国企业这些年同样面对作家、媒体机构以及版权所有者发起的诉讼。模型训练到底怎样使用公开数据、哪些行为属于合理使用，国际上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答案。在这样的背景下，贝森特直接把一项存在法律和技术争议的问题，与国家制裁工具绑在一起，很难不让人怀疑，美国想保护的不只是知识产权，还有本国企业的市场地位。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把话说重？目前来看，中国开源模型正在以较低成本进入更多市场，这些模型未必在所有指标上都领先，但它们价格低、开放程度高、部署方便，已经开始冲击美国企业依靠闭源模型和高额订阅费建立起来的商业体系。中国企业如果永远落后，美国可以把它们当成普通追赶者；一旦中国模型在部分能力、成本或者开源生态上形成竞争，美国国内关于“技术被偷走”的声音就会迅速放大。在我看来，美国最担心的，不只是某一家中国企业学到了什么，而是过去几年的技术封锁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从2022年开始，美国不断限制先进计算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对华出口，后来又增加高带宽存储器、芯片设计工具以及实体清单限制。美方原本想通过卡住算力，让中国的大模型研发长期停留在追赶阶段。结果中国企业在算力受限的情况下，反而更加重视模型效率、工程优化和开源生态。美国现在面对的尴尬是：如果承认中国企业依靠自身优化取得进步，就等于承认封锁没有完全奏效；如果把进步解释成窃取，又必须拿出经得住检验的证据。美国可以质疑中国技术来源，却不能把怀疑当证据；中国技术取得突破，也不需要靠“美国什么都没有”来衬托。至于蓬佩奥那句“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确实不是网络杜撰。201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在得州农工大学谈到自己在中央情报局的经历时，公开说出了这番话，现场记录还标注了笑声和掌声。但这句话只能证明蓬佩奥承认情报机构使用过欺骗和窃取手段，不能单独拿来证明某一次具体的AI争议或军工争议。真正值得讨论的是，美国一方面承认自己的情报体系会使用这些手段，另一方面又习惯在证据没有完整公开前，把竞争对手描述成规则破坏者。在我看来，这才是美国双重标准最明显的地方：自己的限制措施叫维护安全，别人的技术追赶叫威胁安全；自己的技术扩散叫市场选择，别人的开源模型受到欢迎，就可能被说成利用美国成果；自己的指控可以先公开、后调查，被指控的一方却要先证明自己无罪。当然，指出美国双标，不等于中国企业可以忽视知识产权。如果确实存在批量盗用账号、违反协议或者非法取得商业秘密的行为，就应当依据证据处理。中国要争的从来不是“不受规则约束”，而是规则不能由美国根据竞争形势随时改写。路透社披露，美中正在筹备新一轮人工智能对话，贝森特预计将带领美方代表团参加。这说明美国即便不断释放制裁信号，也明白人工智能已经不是靠单方面封锁就能解决的问题。我认为，未来真正决定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结果的，不是谁给谁扣的帽子更响，而是谁能持续做出更可靠、更便宜、更好用的模型，谁能建立完整的芯片、软件、人才和应用生态。制裁可以增加成本，却无法代替创新；指控可以制造舆论，却不能永久掩盖技术实力的变化。美国如果真想维护知识产权，就应当公开证据、接受核验、使用一致的标准。否则，所谓“保护创新”很容易变成另一句话：只许我保持领先，不许你靠近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