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国龙这篇回应虽然看似义正言辞，试图通过“自证清白”和“反向施压”来扭转舆论，但
贾国龙这篇回应虽然看似义正言辞，试图通过“自证清白”和“反向施压”来扭转舆论，但细究起来，其中充满了逻辑漏洞、偷换概念和公关话术。这更像是一篇精心设计的“舆论战”檄文，而非真诚的企业声明。以下是对该文的深度批驳：一、避重就轻，偷换概念文章的核心攻击点在于罗永浩提及的“谭秦东案”，试图将公众对“鸿茅药酒事件”的关注，偷换成对自己个人遭遇的“鸣冤叫屈”。1.混淆“企业维权”与“跨省抓人”的性质贾国龙在文中反复强调自己“没有报过警”，并以此证明自己没有“勾结关系”。但这完全是避重就轻。谭秦东案的核心争议点在于权力的滥用——即使西贝报了警，跨省抓捕一名仅仅发表了批评文章的医生，本身就是对法律的滥用和对言论自由边界的严重践踏。贾国龙将问题归结为“有没有报警”，是在巧妙地绕开“跨省抓捕是否合理”这一核心伦理与法律困境。2.将“企业正当权益”与“公器私用”混为一谈他声称罗永浩是想让“有关部门投鼠忌器”，暗示罗永浩在利用舆论干扰司法。但事实上，公众讨论的焦点从来不是西贝是否可以报警，而是当企业拥有过大的权力去调动公检法资源时，普通公民如何自保。贾国龙将这种合理的公众警惕，污名化为罗永浩的“恶意煽动”，这是一种典型的倒打一耙。二、卖惨营销，转移视线文中大篇幅描述自己妻子报警、女儿信息被挖的“惨状”，甚至提到“不到五岁的小孙女”。1.利用亲情博取同情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情绪操控手段。作为公众人物，遭受网络暴力确实痛苦，但他将矛头指向罗永浩，试图构建一种“罗永浩欺负弱势家庭”的叙事。然而，罗永浩的批评是针对西贝作为一家大企业在此类事件中的角色，而非针对其家人。贾国龙将讨论拉入家庭伦理的悲情层面，成功转移了公众对事件核心——企业社会责任与权力边界——的注意力。2.“受害者”人设的虚伪性他提到“全家被人肉”，但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一家试图通过舆论施压的企业，其高管的家庭信息都可能面临风险。这种风险是双向的，不能因为自己是大企业老板，就将所有的网络攻击都定义为“恶意人肉”。这种过度的卖惨，反而暴露了其试图利用舆论优势地位压制批评者的意图。三、逻辑悖论：谁在“投鼠忌器”？贾国龙在文中质问罗永浩：“如果有（报警），我贾国龙随你处置……如果没有，请你向全国网民道歉。”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陷阱，也是最虚伪的部分。1.“投鼠忌器”的真实含义真正的“投鼠忌器”，是指因为顾忌到西贝是一家纳税大户、知名品牌，或者背后有强大的政商关系，导致有关部门在处理其可能存在的不当行为时畏首畏尾。贾国龙反过来说罗永浩“投鼠忌器”，是完全颠倒了主客关系。罗永浩作为监督者，如果真的因为西贝的体量而不敢批评，那才是真的“投鼠忌器”。而现在，是贾国龙利用西贝的体量和关系网，试图让批评者“投鼠忌器”。2.对“合法经营”的滥用他强调西贝“依法纳税合法经营”，但这并不能成为企业拥有“特权”的挡箭牌。合法经营是底线，而不是企业可以随意调动警力去维护商誉的许可证。将“合法经营”等同于“绝对正确”和“不容置疑”，是商业霸凌思维的体现。四、结论：强权的傲慢总的来说，这篇回应虽然文笔流畅，情感充沛，但在事实和逻辑层面是站不住脚的。它没有正面回应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在类似谭秦东这样的事件中，其企业行为是否越界？是否曾利用过不正当的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相反，贾国龙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粗暴的路径：通过扮演受害者来攻击批评者，通过强调自身的合法性来掩盖权力的傲慢，通过煽动公众情绪来替代理性的辩论。这不仅不是一次“全面回应”，更是一次对公众智商的侮辱。它暴露的不是西贝的委屈，而是当资本与权力产生不当关联时，那种不容许任何质疑的、令人窒息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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