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以色列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自2023年10月7日袭击以来，围绕战争责任的争执始终没有平息，极端正统派的兵役豁免又不断激化国内矛盾。反对派希望借这次投票结束内塔尼亚胡的执政。

到29日上午，约九成选票完成统计，利库德集团仍以26席居首，内塔尼亚胡阵营合计53席，以军前总参谋长艾森科特等人组成的反对派阵营48席，阿拉伯政党19席。剩下的计票可能调整个别席位，已经浮现的僵局却很难消失。

选前，第12频道预测给反对派的是56席，内塔尼亚胡阵营只有50席。原本领先6席，如今落后5席，相对差距翻转了11席。利库德自己也从预测的21席升到了26席。亲政府的第14频道另有一套数字，它给内塔尼亚胡阵营62席，预告一个可以直接组阁的多数，结果高估了9席。它的偏差有鲜明的亲政府方向，其余主要频道反复低估内塔尼亚胡及其盟友的问题，也再次摆到了台面上。

2015年的选举之夜，人们也经历过类似的错愕。投票前的调查让内塔尼亚胡的对手领先，投票结束后，几家电视台的出口民调仍然显示双方接近。最后，利库德拿到30席，对手只有24席。

那次偏差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右翼选票向利库德集中，调查没有捕捉到这一变化。面对追问，调查员还说出了一个具体问题，亲利库德的票站里，许多人根本不愿参加出口调查，新移民较多的地方尤其明显。拒答一旦与政治倾向有关，扩大样本也可能只是找到更多愿意回答的同类人。按年龄和地区加权，可以修正一部分偏差，却未必能解释同一年龄、同一地区的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回应意愿。

到了2022年，两个极端正统派政党在民调里合计大约15席，开票后拿到18席。参与复盘的民调顾问指出，这已是它们连续第五次超过民调预测。它们当年的得票数比前一年增加19%，犹太中间派与左翼政党的总票数却略有下降。宗教社群有自己的动员网络，选举时能把平日不热衷参加调查的人带到投票站。

2022年发表于《以色列事务》的一篇论文考察了2019年至2020年的三次选举，发现反内塔尼亚胡媒体委托的民调，平均低估其阵营约两席。研究者提出的解释落在数据处理过程里，受访者的回答不能直接变成议会席位，调查公司还要判断谁会出来投票，怎样处理尚未决定的人。

长期服务同一家媒体，会逐渐形成对结果的隐性期待，这些期待可能影响处理模糊数据时的选择。媒体无须发出修改数字的指令，分析者就可以在几处裁量上偏向同一个方向，最后呈现出来的局势就会发生变化。等到数字被配上图表，人们看到的是精确到一席的结论，很少再追问，中间究竟经过了多少无法由问卷直接回答的判断。

本次选后，参与第13频道民调的机构承认，投票前一两天的内部调查也没看出利库德会获得这样的结果。它已经很难再用最后时刻的选民回流解释失准，只能把检查重点放回抽样方法。

与利库德超出预期同时发生的，还有阿拉伯政党的席位增加。第12频道原先给它们14席，现在是19席，受到明显高估的恰好是那批准备接管政府的反对派政党。这一变化把原来的组阁设想打乱了。按选前预测，反对派56席，加拉姆党5席，刚好达到61席；如今反对派只剩48席，拉姆党即使拿到8席也不够，还得争取阿拉伯联合名单在关键投票上支持或弃权。原本可以设想的有限合作，变成了对更广泛阿拉伯政治力量的依赖。

左翼民主党领袖戈兰已经在催促反对派接受这种合作，并以非内塔尼亚胡席位占多数为由宣布对手失败。他的民主党只有8席，能带来的票数有限，要其他伙伴承担的代价却很大。极右翼政党家以色列家园党领袖利伯曼在选前就说过，不接受依赖阿拉伯政党的少数政府，过渡安排也不例外。他设想的是没有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力量加入，还宣称认识愿意出走的利库德议员。

选后媒体传出的消息，是他继续坚持这些条件，甚至减少了与反对派领导人艾森科特和以色列前总理，团结党联盟领袖贝内特的直接联系。即使利用弃权让少数政府通过信任投票，利伯曼也得向自己的选民交代。他们投票反对内塔尼亚胡，并没有因此同意让阿拉伯联合名单左右新政府的存续。谁替这个政府放行，谁就要承担责任，少拿一个部长职位掩盖不了这件事。

更重要的是，时间对内塔尼亚胡有利。他可以留在总理办公室里等。《政府基本法》规定，新政府成立以前，原政府继续履行职责，组阁失败后再次选举，也不会自动更换总理。看守状态虽然会缩小部分决策的裁量空间，但行政权仍在他手中。

谈判拖延下去，反对派不断消耗更换政府的承诺。重新选举的压力如果迫使某个主要反对党回头，他便有机会恢复正式多数；各党若坚持眼下的立场，程序走完，以色列便再投一次票，竞选期间仍由他看守执政。这是目前最有可能出现的路径。

今年7月，犹太人民政策研究所让受访者在九点政治光谱上选择自己的位置，66%的犹太受访者选在右侧，只有13%居中。以色列犹太社会已经有了明显的右翼优势。

本次选举中，内塔尼亚胡阵营之外仍有利伯曼这样的世俗右翼，也有贝内特这样的民族宗教右翼人物。贝内特曾担任内塔尼亚胡的幕僚长，利伯曼也从他的亲信做到了内阁重臣。拉皮德当过他的财政部长，艾森科特则参加过他领导的战时政府。如今筹划如何让他下台的几位主要人物，许多都曾坐在他的内阁会议桌旁。他们熟悉这套权力运作，也曾与他分享权力，后来才各自走向决裂。

以色列外长，利库德集团成员萨尔把这条路往返走了一遍。2020年，他退出利库德，成立新希望党，指责老党已经沦为服务内塔尼亚胡个人的工具，随后参与组成了将内塔尼亚胡赶下台的联合政府。到了2024年，他又回到内塔尼亚胡内阁，次年，新希望党与利库德签署合并协议。

政治路线上的接近，让旧盟友一直有合作的余地，围绕内塔尼亚胡本人的决裂，又不断把他们推向另一边。内塔尼亚胡长期占据总理的位置，既积累了足以反复抵御挑战的支持，也让一些曾经的伙伴只能通过反对他来争取自己的政治前途。一个接一个新党出现，仍然绕不开同一道选择，究竟是接受他的领导，还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人让他下台。

2021年，贝内特和利伯曼选择了后一条路，与拉皮德、左翼政党及拉姆党共同组成政府。内塔尼亚胡确实被赶下了台，联盟却很快开始为维持多数付出代价。一年后，贝内特的右翼议员先后退出，政府垮台。今天再搭起一顶包括阿拉伯政党在内的大帐篷，就得重新回答这些问题。为了获得阿拉伯政党的支持，世俗右翼要让步到什么程度，才能既保住政府，又不失去自己的选民？

反对派还得在这些旧部长和旧盟友之间分配一个没有内塔尼亚胡的未来。总理由谁担任，哪些政党要为合作承担选票损失，都涉及各自的政治前途。他们可以共同宣布内塔尼亚胡应该离开，却很难要求自己的支持者无条件服从另一个反对派领袖。

内塔尼亚胡只有一个人，不会在是否由自己继续执政的问题上发生分裂。53席尚不足以让他赢得新的执政多数，他仍能留在看守总理的位置上，等那些曾经离开他的人决定，究竟还愿意为结束他的统治付出多少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