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11月8日把组阁权交给了前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在10月27日的选举中拿到53席，埃森科特领导的四党联盟拿到48席，两个阿拉伯裔政党合计19席，谁都没有摸到120席议会中61席的组阁门槛。阿拉伯政党把票投给了埃森科特，使他的推荐票达到67席，足够拿到总统授权。但埃森科特随即面对一个无法绕开的局面：这19席把他送上了组阁起点，却不打算进入他的联合政府。

现在看来，以色列政坛确实要换一张面孔。但如果因此认为加沙、黎巴嫩和伊朗方向的军事节奏会随总理更替而放缓，是把一个结构问题压缩成了一个个人问题。内塔尼亚胡的个人司法困境是真实的，他被腐败指控缠身，把战争状态当作政治护盾的动机也并非虚构。但把他从总理府移除，不会移除产生战争决策的那套激励结构。右翼民意、定居点事实、美以军事协作，以及以色列比例代表制下的联合政府算术，在他离开之后仍然原地运转。

埃森科特被一些外部舆论描述为“温和派”，这个标签经不起以色列政治光谱的检验。他是“达希亚学说”的炮制者之一，这套学说的核心是用压倒性火力摧毁对手赖以生存的整个街区，以此建立威慑。他在竞选中的批评焦点从来不是内塔尼亚胡“打得太狠”，而是“打得不够好”。在将伊朗视为头号威胁、拒绝接受巴勒斯坦建国这两件事上，埃森科特与内塔尼亚胡之间不存在方向性分歧，分歧停留在程度和操作层面。

以色列社会的主流舆论同样没有给“停战”留下多少空间。2026年4月以色列第12频道的一项调查显示，53%的以色列人反对与伊朗停火，79%的人反对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战。同年3月，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反战示威每次聚集不超过一百人，参与者对自己的处境的描述是“被当成疯狂的激进分子”。当反战立场在民意中处于这个位置时，任何一位需要赢得选举的总理都不会把“停止战争”作为可兑现的政治承诺。内塔尼亚胡的继任者首先要面对的不是要不要打，而是以什么方式打才能通过下一次选举的检验。

内塔尼亚胡的联合政府在选举中失去了议会多数，但它在交出权力之前仍在加速制造地面事实。选举结束后的11月9日，即将离任的政府发布了约旦河西岸823套定居点住宅的招标，其中732套位于伯利恒以西的Gva‘ot，91套位于卡尔基利亚以南的Oranit。 Peace Now指出，一个过渡政府没有推进“不可逆的定居点举措”的授权。2026年年初至11月8日，以色列已在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发布了至少28项土地营销招标；自2022年本届政府上台以来，通过新建或追认合法化设立的定居点达到103个。

与定居点同步推进的是军事表态。11月8日，就在埃森科特获得组阁授权的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战争纪念仪式上宣布“对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方将“先发制人”消除威胁，以军不会从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部分地区撤军。卡茨属于利库德集团，是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盟友，但他的这番话不是说给即将离任的总理听的。它说给的是正在组阁的埃森科特，以及任何试图在安全议题上表现出“软化”迹象的新政府。以色列的安全机构在选举过渡期继续按照既有节奏发布招标、维持占领状态、宣示军事目标，官僚和军事系统的惯性不会因为总理府换主人而自动归零。

特朗普在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当天宣布，美国将在2026年底停止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约40亿美元援助。这一宣布的时间点和方式带有明显的美国国内选举考量：昆尼皮亚克大学6月的民调显示，48%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对以色列支持过多，民主党选民中这一比例达到66%。特朗普把停援与民主党对共和党的攻击直接挂钩，是在卸掉一个选举包袱。

但停掉每年40亿美元的拨款，不等于拆掉美以军事协作的骨架。美国中央司令部与以色列国防军之间的情报共享、联合演习、武器储备安排，以及联合军事研发中的技术接口，不会因为一笔年度拨款的终止而停止运转。以色列国内甚至有观点认为，减少对美直接军事援助可以换取外交灵活性，并借机扶持本国军工产业。特朗普针对的是援助模式，不是同盟本身。一个在加沙和黎巴嫩持续作战的以色列，仍然可以依赖美国的卫星情报、弹药储备和地区防空协作，而这些能力恰恰是军事行动得以维持的物质基础。换掉内塔尼亚胡，美以军事关系的底层操作系统不会重启。

以色列实行全国单一选区的比例代表制，120个席位按得票比例分配，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只有3.25%。低门槛意味着议会长期由十个左右的小党碎片构成，没有任何单一政党接近61席。组阁的唯一方式是向小党支付政治价格。内塔尼亚胡在2022年之后支付的价格，是把本-格维尔放进国家安全部、把斯莫特里赫放进财政部，而这两个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是无限扩建定居点，并以退出政府威胁任何停火让步。

埃森科特现在面对的是同一套算术，只是碎片化的形态略有不同。他的阵营只有48席，需要外部支持才能凑够组阁推荐票，而提供这19票的阿拉伯政党在政治上被犹太主流政党视为不可进入联合政府的伙伴。他得到的是“外部支持”，不是“联合执政”。这意味着新政府在涉及巴勒斯坦人的核心议题上，仍然要把阿拉伯政党的存在从执政计算中排除出去，才有机会维持一个犹太政党占多数的联合政府。一个在组阁阶段就必须把阿拉伯政党挡在门外的政府，不可能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走出实质性一步。而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不松动，与阿拉伯国家和更广泛国际社会的关系正常化就无法覆盖加沙和西岸的核心冲突，和平就仍然停留在安全安排的层面，无法触及政治解决。

内塔尼亚胡的个人选择加速了一些事情，也扭曲了一些事情。但他不是中东和平的总开关。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会掩盖一个更不令人舒适的事实：以色列右翼政治的结构、定居点制造的既成事实、美以安全协作的物质惯性，以及比例代表制下小党对让步的否决能力，在2026年11月的以色列同时存在，并且互相加固。埃森科特如果最终组阁成功，他接手的不是一张可以重新画线的白纸，而是一台已经运转了多年的机器。这台机器的操纵杆上写着“先发制人”，刹车踏板被议会算术拆掉了，而右翼选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换一个司机，车不会自己拐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