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3岁的张之洞在武昌抱着刚出生的第十三个儿子，笑得合不拢嘴。老来所得，取名张仁蠡，字范卿。

那时候他大概不会想到，三十多年后，这个襁褓里的婴儿会坐在他当年创办汉阳铁厂、练新军的武汉城里，替日本人当市长，还干出了一件极其讽刺的事——把全城的钟表拨快一个小时，改成东京时间。

父亲在武汉“造”，儿子在武汉“跪”。历史有时候残忍得不像话……

哥哥先走了一步：被日本“迷住”的眼睛

张仁乐是张之洞的第十一个儿子，字燕卿，比张仁蠡大两岁。他被家里送去日本学习院读书，原本是照着“西学为用”的路子培养的。

问题出在“用”字上。

一个人如果只看见别人强，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那么“学人所长”很容易滑成“服人所强”。张仁乐在日本看到的，是明治维新之后的船坚炮利、街市井然，回国之后满脑子装的都是日本如何先进、中国如何落后。

九一八事变一响，他没有犹豫。

东北军还没撤干净，他已经跟着熙洽投了关东军，先当吉林省实业厅厅长，再当伪满实业部总长，1935年做到伪满外交大臣。一个晚清“清流”领袖的儿子，站在长春的伪满衙门里，替日本人“办外交”。

他父亲张之洞当年在总理衙门跟列强拍桌子争利权的时候，大概想不到自己的儿子会坐在侵略者那一侧，替别人数钱。

更关键的是，张仁乐不仅自己滑了下去，还回头拉了弟弟一把。张仁蠡从小听哥哥讲日本多好多好，价值观的底子早就被泡软了。

弟弟接过哥哥的“接力棒”：拨快一小时的钟

张仁蠡其实不是草包。

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在私立民国大学教过书，还在河北大城、武清、丰润当了十年县长。一个科举世家的幼子，读书做事都还像样。

但1935年殷汝耕在冀东搞伪自治政府，他跑去当了民政厅长，汉奸这条路，从那一刻起就没有回头。

1939年武汉沦陷，日本人要找一个“有面子”的人当伪市长。原本看中的是张仁乐，张仁乐嫌官小不去，顺手把弟弟推了出来。

张仁蠡高高兴兴去了武汉，坐进了父亲曾经治理过的那座城市。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市政大事”，是把武汉的时钟从中国时间拨到东京时间。

他大概觉得这是一种“现代化”的姿态，但在旁人眼里，那是把父亲一辈子攒下的脸面，亲手拧到了日本人的表盘上。

他还抽鸦片，烟瘾极大，为了不让旁人闻出味道，雪茄从早叼到晚。一个名臣之后，靠雪茄遮住鸦片的臭味，靠东京时间遮住汉奸的身份。

但是遮来遮去，遮不住的是那份骨子里的空！

把张家的儿子和曾家的儿子放在一起看，落差刺眼。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是晚清最拿得出手的外交家之一。

左宗棠收复新疆时，俄国人赖在伊犁不走，曾纪泽去圣彼得堡谈判，硬是从沙俄嘴里把伊犁的大部分权益抠了回来，被后人称为“虎口夺食”。他面对的是列强，做的事是替中国争。

张之洞的儿子面对的是列强，做的事是替列强管中国。一个在谈判桌上往回要，一个在伪政府里往外送。同是“中兴名臣”之后，差的不是出身，不是智商，是那根脊梁骨放在哪里的问题。

张之洞临终前留下的遗嘱里，有一句话写得极重：“望你们勿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他其实什么都知道……

他知道高官子弟最容易滑向哪里，知道一个家族最容易从哪个口子烂起。可惜他死得太早。

1909年张之洞去世，张仁蠡才9岁，张仁乐13岁。遗嘱是一张纸，而把一个孩子带大的，是身边活生生的人。张仁乐把弟弟带上了路，那条路恰好就是“下流”两个字最具体的注脚。

但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张仁蠡的儿子张厚玫，后来过继给了张之洞的第九个儿子张仁侃。张仁侃在张之洞去世时已经24岁，是真正在父亲身边被教过的儿子。

他把从张之洞那里听来的话、看来的做派，一点一点讲给了张厚玫。张厚玫后来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进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师从钱学森，走了一条和生父完全相反的路。

同一条血脉，张仁蠡抽着雪茄替日本人管武汉，张厚玫跟着钱学森搞力学。区别在哪？区别在于谁在教，教的是什么。

张仁蠡9岁丧父，被哥哥灌了一脑子“日本强、中国弱”的崇拜；张厚玫从小听养父讲张之洞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听到的是另外一套东西。

所谓家风，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训词自动生效，而是一个活人对着另一个活人，日复一日地示范“人该怎么站” 。

一个人可以穷，可以败，可以死，但不能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张仁蠡哥俩用父亲给的眼睛去看世界，却没有用父亲给的脊梁去站住。

张仁乐战后逃到日本，客死他乡，至死没再踏上大陆一步。张仁蠡1951年在北京被处决。

张之洞的墓碑上刻着他一生的功业，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把“外交”做成了投降，一个把“市政”做成了媚外。

历史没有亏待张之洞，历史只是替他把那句“勿入下流”，用最不留情面的方式，又念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