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黑马talk，此篇为您分享 11月10日，马尼拉参议院弹劾法庭第41天。辩方证人、达沃市会计师温格林·巴詹坐上证人席，准备解释一笔64194.72比索的工资差额。萨拉在2020年和2021年当达沃市长时的工资增长，拖到2023年当副总统之后才补发。
辩方的意图很清楚：这笔钱不是“双重薪酬”，是迟到的补差，检方拿它做文章是小题大做。但交叉询问刚开始，参议员法官们问出的东西比工资差额大得多。
巴詹在担任达沃市政府雇员的同时，长期是会计师事务所Ampil, Elises, Ciudadano & Co.的合伙人，而这家事务所正是萨拉和她丈夫卡皮奥关联的至少五家公司的外部审计师。
检方传她来证明萨拉的账没有问题，问出来的却是一个在政府领工资的人，同时在审计她上司家里的生意。主审法官埃斯库德罗的耐心在当天被磨到了尽头，他对着证人席说了一句：“我的耐心快要耗尽了”。
6.4万比索是辩方端上桌的开胃菜，检方的筷子伸向了8.17亿。先把第41天庭审的攻防摆清楚。
巴詹的证词在辩方剧本里承担的功能很窄：证明那64194.72比索是2020到2021年的工资差额，2023年1月才发放是因为文件直到那时才备齐，不是萨拉在副总统任上又从达沃市政府领了一份钱。辩方发言人帕内洛在庭后对记者说，这个证人“推翻了双重薪酬的指控”。
检方没有在这个数字上纠缠。他们的交叉询问直接跳到了巴詹的身份：你什么时候进的这家事务所，什么时候离开的，你在达沃市政府上班的同时是不是还在那里做合伙人。
参议员潘吉利南拿出一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上面有巴詹2003年作为合伙人签署的合伙协议，然后问她：你2004年成为达沃市会计办公室的正式雇员，2015年才从事务所退出，这11年里你同时在政府和一家私营审计事务所拿身份，这件事在你自己的资产申报表里填过吗？
巴詹的回答是“时间太久了，我要查一下”。这个回答没有说服参议员洪蒂维罗斯，她说很难相信一个人会忘记自己在合伙协议上签过的字。
检方追问这家事务所与萨拉关联公司的关系，指向的是另一条线。法务会计卡布雷拉此前已经作证，萨拉和丈夫卡皮奥在2022到2025年间存在约8.1787亿比索的未申报资产和无法解释的财富。辩方需要有人来解释这些数字，巴詹被推上来，承担的是解释者的角色。
但一个曾经审计过那些公司的人，来向弹劾法庭证明那些公司的账没有问题，这个角色的可信度本身就成了新的争点。检方律师迪维纳格拉西亚当庭出示了SEC记录，确认Ampil, Elises, Ciudadano & Co.是GenCorp Industries、Metro City Chow Foods、Town Times Square B、City Hall King Chow Foods和Great Jolly Times Food Corp.的外部审计师，而巴詹在这家事务所做合伙人一直到2015年。
潘吉利南还补了一个细节：GenCorp和Metro Chow的审计事务所地址，跟巴詹原来那家合伙事务所的地址是同一个，达沃市州长杜特尔特街Dakudaw大楼6号单元。
伊梅·马科斯说这是“附带问题”，但审计独立性的问题恰恰是弹劾庭该问的。参议员伊梅·马科斯在巴詹被追问最紧的时候插了进来。她的说法是，这些问题跟巴詹关于工资差额的证词“完全没关系”，是“附带问题”，没必要揪着不放把证人逼成这样。
这个程序性的辩护在庭审策略上有它的逻辑：辩方传巴詹来只为了说清楚那6万多比索，检方把话题拉到审计师身份上，确实偏离了证人出庭的直接目的。
但“附带问题”这个标签放在审计独立性的语境里，站不住。巴詹不是一个跟萨拉的财务无关的普通公务员。她在达沃市政府做会计师，同时在一家审计萨拉家族公司的私营事务所做合伙人，这种双重身份持续了11年，直到2015年才退出。
2017年，她被时任达沃市长萨拉亲自任命为达沃市会计师。一个由被审计对象任命的人，曾经在一家审计该对象家族企业的事务所里做了十几年合伙人，然后被辩方传上来证明那些企业的账目和萨拉的资产申报没有问题。
这条链条上的每一环单独拎出来，都可以用“程序合规”来解释；连在一起，它指向的是一个更硬的问题：弹劾法庭用来判断“8.17亿比索有没有问题”的证据来源，本身就跟被审查的对象共享同一套审计关系。
伊梅·马科斯可以把检方的追问叫“附带问题”，但审计师跟客户之间的利益关联，恰恰是判断账目可信度的前置条件，不是附带条件。
审计师在政府领工资，又在审计关联企业，菲律宾的公职人员资产申报制度对这一栏几乎是空的。巴詹的案例暴露的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菲律宾的公职人员资产、负债和净值申报表（SALN）要求申报“商业利益和财务关联”，但“在私营审计事务所担任合伙人”这件事，在她2004到2015年的SALN里有没有被当作商业利益填进去，参议员潘吉利南当庭问了，巴詹的回答是“我要查一下”。
一个在政府全职上班的人，同时在私营事务所持有合伙人身份，这种安排在纸面上是否被允许、在申报表上是否被要求披露、在利益冲突规则里是否被明确禁止，现行制度的回答是模糊的。
参议员维拉纽瓦在庭上问巴詹，你一边在市政府上班一边在事务所兼职，怎么证明你作为公职人员的意图是好的。巴詹情绪激动地回答说她在市政府勤恳工作养活自己，差点做了修女。个人操守的辩解放在这里，跟制度问题是两回事。
制度要回答的不是“她是不是好人”，是“一个在审计关联企业的私营事务所里持有合伙人身份的公职人员，能不能在弹劾法庭上作为证明那些企业账目可信的证人”。菲律宾的审计师轮换规则、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披露规则，在这个交叉点上留下的空白，比巴詹个人的记忆缺失大得多。
弹劾的可信度不该押在家族政治的默契上，而该押在“谁有资格作证”的程序筛子上。第41天的庭审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巴詹作证的同一天，主审法官埃斯库德罗开场就警告证人不要撒谎或嘲弄法庭，否则可能被判藐视。
前一天出庭的辩方证人、达沃市评估员阿达林在作证时发笑，被参议员图尔福当庭点名。图尔福在巴詹闪烁其词之后说了一句很直的话：昨天那个证人在笑，这个证人在回避，为什么不判藐视，让他们对弹劾法庭有点尊重。弹劾法庭的耐心在消耗，但消耗耐心的不是某一个证人的态度，是一套程序在筛选证人时没有把“利益冲突”作为前置过滤条件。
巴詹跟萨拉家族企业的审计关系，是检方在交叉询问中挖出来的，不是弹劾法庭在证人坐上席位之前筛出来的。如果辩方传证的资格有一条明确的利益冲突筛查规则，Ampil, Elises, Ciudadano & Co.的合伙人身份在巴詹出庭之前就应该被标记，而不是等到她在证人席上说“记不清了”之后才成为争点。
伊梅·马科斯用“附带问题”来保护证人，检方用“利益冲突”来攻击证人，两边在庭上拉扯的东西，本质上是一个程序问题：弹劾审判的可信度，不能依赖参议员们在庭上的临场判断，也不能依赖杜特尔特和马科斯两大政治家族之间微妙的默契。
它需要一套在证人坐上席位之前就生效的规则，关联企业的审计师能不能为关联官员的财务清白作证，公职人员的私营合伙人身份在什么条件下构成利益冲突，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写在弹劾法庭的程序规则里，而不是在每一个庭审日由参议员法官们临时争论。
6.4万比索的工资差额可以解释清楚，8.17亿比索的财富也可以一笔一笔去对。但一个由被审查对象任命、又审计过被审查对象家族企业的人，站上来替那本账作证，弹劾法庭如果对这件事没有一套事先定好的规矩，庭上吵得再响，程序的可信度也不会因为哪一方嗓门大就自动站到哪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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