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围绕着钓鱼岛，一场博弈悄然展开。这次事件，牵动中日台三方乃至国际社会神经，影响了此后数年的国际政治格局。
要厘清钓鱼岛事件的全貌，首先必须回归历史本源。
早在明朝永乐年间，钓鱼岛就已被纳入中国的海防管辖范围，《顺风相送》等明代官方航海典籍中，就有关于钓鱼岛的明确记载，将其作为中国船只前往琉球途中的重要航标。
清朝时期，中国政府对钓鱼岛的主权管辖得到进一步强化，康熙、乾隆年间的官方文献多次将钓鱼岛列入中国领土版图。
琉球国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也始终承认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范畴，其向中国朝贡的航线，从未将钓鱼岛纳入琉球疆域。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日本政府从未对钓鱼岛的中国主权提出过任何异议，而随着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钓鱼岛也随之被日本侵占。
这是日本首次以武力手段窃取钓鱼岛，也是钓鱼岛主权争议的历史起点。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必须将其通过侵略战争侵占的中国领土全部归还中国，其中就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这意味着钓鱼岛理应在战后回归中国主权管辖范围，然而，由于美国在战后对日本实施单独占领，钓鱼岛的命运被悄然改写，为后续的主权争议埋下了隐患。
二战后，美国为了构建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防线，将钓鱼岛纳入其对冲绳群岛的“托管”范围。
这种托管行为本身就缺乏合法依据，因为美国并非钓鱼岛的主权拥有者，无权对中国领土实施托管。
而中国政府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未能及时对美国的这一非法行为进行全面干预，但始终没有放弃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
时间来到1970年，钓鱼岛问题正式从历史遗留问题转变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这一年也成为钓鱼岛成为国际争议问题的关键起因，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源于美国的霸权操作、日本的贪婪觊觎以及当时中国复杂的内外局势三大核心因素。
美国的霸权主义操作是钓鱼岛问题升级的直接推手。
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布局面临调整，一方面需要巩固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将日本打造成其在东亚地区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另一方面，钓鱼岛周边海域被证实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这一资源潜力让美国意识到钓鱼岛的战略价值。
对于美国而言，将钓鱼岛的管理权移交给日本，既能讨好日本，强化美日同盟的凝聚力，又能借助日本的力量对钓鱼岛周边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同时还能将钓鱼岛打造成制衡中国的“战略棋子”，而当时的台湾当局由于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日益边缘化，美国已经笃定要抛弃这一“弃子”，自然不可能将钓鱼岛的管理权交给台湾当局。
1971年6月17日，美国与日本签订《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将冲绳诸岛和钓鱼岛的“施政权”正式移交给日本，这一协定完全无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是典型的非法无效协定。
中国政府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发表严正声明，强烈反对美日之间这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明确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日两国的协定对中国没有任何约束力。
美国的这一霸权行径，不仅没有解决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反而将这一问题推向了国际争议的风口浪尖，而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在国际社会长期缺乏话语权，当美国主动提出将冲绳诸岛“归还”并附赠其早已觊觎已久的钓鱼岛时，日本自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馈赠”。
对于日本而言，钓鱼岛不仅具有重要的资源价值，更具有关键的战略意义，占据钓鱼岛可以扩大日本在东海的海洋权益，提升其在东亚地区的海洋战略地位，因此，日本政府迅速抓住美国提供的“机会”，开始逐步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试图通过长期占据的方式固化其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
与美国的霸道和日本的贪婪形成对比的是，当时中国的内外局势极为复杂，难以集中精力应对钓鱼岛问题，大陆方面正面临着与苏联之间一触即发的军事对抗，中苏边境在1969年频频发生武装冲突，苏联多次越境攻击中国居民和军队，给中国的边境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
在这样的复杂局势下，中国政府虽未放弃主权主张，但客观上给了日本逐步强化实际控制的可乘之机。
而这种控制欲在2012年达到顶峰，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为首的政府推出了酝酿已久的钓鱼岛“国有化”阴谋，试图通过所谓“合法”程序窃取钓鱼岛主权。
当时，野田佳彦政府的购岛阴谋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动因和周密的推进计划。
2012年4月，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华盛顿的一场演讲，石原在演讲中宣称东京都政府已获得钓鱼岛“土地拥有者”同意，计划从私人手中“购买”钓鱼岛。
这一言论迅速点燃了钓鱼岛争议的导火索，也为野田佳彦政府后续的“国有化”操作铺垫了舆论基础。
面对石原慎太郎的“购岛”造势，野田佳彦政府并未予以制止，反而借机将“购岛”议题从地方层面升级到中央层面。
7月6日，日本政府高官正式造访石原慎太郎，传达了将钓鱼岛本岛、南小岛、北小岛3岛“国有化”的方针，同时开始与所谓的岛屿“所有者”栗原家族进行谈判，迈出了“国有化”阴谋的实质性一步。
对于日本政府的非法企图，中国政府第一时间表明严正立场。
7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明确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的神圣领土决不允许任何人拿来买卖，严厉驳斥了日本方面的非法行径。
然而，野田佳彦政府无视中方的严正警告，继续推进“国有化”进程。
7月24日，野田佳彦公开表示，日本政府已开始着手筹措预算，争取在2013年4月与所谓土地所有者合约到期前完成钓鱼岛“国有化”。
7月26日，野田佳彦更是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放出狠话，宣称如果在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领土和领海”发生别国的违法侵犯行为，必要时日本将考虑出动自卫队，试图以武力威胁巩固其非法主张。
进入8月，野田佳彦政府的“购岛”动作愈发密集。
8月15日，14名两岸三地保钓人士乘船成功登上钓鱼岛宣示主权，却被日本海上保安厅非法扣留，尽管经中国政府严正交涉。
保钓人士于8月17日平安回国，但野田政府借此渲染“中国威胁论”，进一步为“国有化”操作制造舆论借口；9月2日，日本东京都更是大张旗鼓地对钓鱼岛进行所谓“科学调查”，涉及在岛上建设避风港口等课题，严重触碰中国底线。
9月3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正式宣布，所谓钓鱼岛“所有者”愿意将岛卖给政府，野田政府开出20.5亿日元的“购买”价格，双方交易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日本政府计划在9月内完成签约，野田佳彦政府的“购岛”阴谋进入收官阶段。
面对日本政府的步步紧逼，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制措施，9月9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政府郑重指出日方采取任何方式“购岛”都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再次亮明了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定立场。
但野田佳彦政府置若罔闻，9月10日下午，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举行全体内阁成员会议，正式决定从所谓“岛主”手中以20.5亿日元（约合1.7亿元人民币）“购买”钓鱼岛，并敲定钓鱼岛“国有化”方针。
同一天，中国政府立即做出强势回应，公布了钓鱼岛及附属岛屿领海基线，明确从基线往外延12海里范围即为中国领海，为后续的维权行动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
9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日本政府与所谓钓鱼岛“岛主”栗原家族正式签署“买卖合同”，野田佳彦政府的“购岛”阴谋正式落地，这一行为完全是基于非法无效的产权主张，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也是对国际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
中国政府随即展开全方位反制，9月13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大使约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交了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点基线坐标表和海图，将钓鱼岛主权主张正式提交联合国备案。
9月14日早晨6时许，由中国海监50、15、26、27船和中国海监51、66船组成的两个维权巡航编队抵达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域，开展常态化维权巡航执法，标志着中国对钓鱼岛海域的主权管控进入新阶段，也彻底打破了日本此前所谓的“实际控制”局面。
中国的强势反制让野田佳彦政府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
一方面，日本国内原本被“购岛”议题煽动起来的民族情绪，随着中方常态化巡航的推进逐渐冷却，民众开始意识到“国有化”操作不仅没有巩固所谓的“主权”，反而让日本失去了对钓鱼岛海域的绝对掌控权，对野田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升温。
另一方面，日本的“购岛”行为遭到了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批评，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明确表示，钓鱼岛问题应遵循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日本单方面的“国有化”操作是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不负责任行为。
为了摆脱困境，野田佳彦政府试图通过拉拢美国、分化两岸等手段寻求突破，9月中下旬，日本政府多次与美国政府沟通，请求美国明确将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的保护范围，以此对中国形成军事威慑。
同时，日本方面还向台湾地区抛出“台日渔业协议”的诱饵，试图以允许台湾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特定区域捕鱼为条件，换取台湾当局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妥协，割裂两岸在保钓问题上的共识。
面对日本的拉拢与分化，美国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霸权主义倾向，尽管美国表面上宣称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但在日本的反复请求和利益交换下，美国政府逐渐释放出支持日本的信号。
2012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访问日本时公开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这一表态无疑是对日本非法“购岛”行为的变相纵容，也给中日钓鱼岛争端的解决增加了更多复杂因素。
而台湾地区的反应则较为复杂，当时的台湾当局在日本的利诱和美国的施压下，最终与日本达成了所谓的“台日渔业协议”，协议允许台湾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部分区域进行捕鱼作业，但刻意回避了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
台湾当局甚至将这一协议吹捧为“重大的主权胜利”，却忽视了这一协议本质上是对日本非法控制钓鱼岛周边海域的变相认可，也削弱了两岸共同保钓的合力，这一行为遭到了台湾岛内爱国人士和大陆方面的严厉批评。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民众的爱国热情被充分激发，多地爆发了反日游行示威活动，民众通过合法有序的方式表达对日本“购岛”行为的强烈不满，呼吁政府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这些爱国行动也给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许多日本在华企业被迫暂停部分业务，日本对华出口也出现了短期下滑，让日本社会切实感受到了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代价。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游行示威中出现的个别不理性暴力行为，中国政府及时进行了引导和处置，严厉打击了借机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分子，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同时明确表示，爱国需要理性，应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表达爱国情感，这一态度既体现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也彰显了中国社会的成熟与理性。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产生，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新一届政府确立了更加明确、坚定的维权方针，那就是以强大的国家实力为后盾，通过常态化的维权巡航、法理层面的主权宣示以及国际层面的舆论引导，全面巩固和强化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管控。
为了提升维权执法的力度和效率，中国对海上维权力量进行了整合与升级，2013年，原国家海洋局及其中国海监、公安部边防海警、农业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等海上执法力量进行整合，组建了中国海警局，实现了海上维权执法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大幅提升了中国在钓鱼岛海域的执法能力。
2018年，中国海警局正式划归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成为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调整让中国在钓鱼岛海域的维权行动更具威慑力，也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了更坚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