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在位三十四年（649年—683年），是初唐向盛唐过渡的关键时期。其立储过程自永徽三年（652年）至弘道元年（683年），历时三十余年，先后册立、废黜李忠、李弘、李贤、李显四位皇子。这一过程并非单纯的皇权传承，而是交织着后宫角逐、勋贵博弈等多重因素，既塑造了高宗朝政治格局，也为武则天后续临朝称制乃至称帝埋下伏笔，深刻影响了唐前期历史走向。

永徽初年，李治初登帝位，根基未稳，立储提上日程。彼时，太宗朝勋贵集团（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手握重权；后宫中王皇后与萧淑妃争宠激烈，背后分别关联关陇贵族与江南士族利益。在此背景下，首次立储充满政治妥协色彩。

永徽三年（652年），李治册立长子李忠为太子。李忠生母刘氏出身低微，本无储君优势，其得以册立核心在于长孙无忌等元老派的推动。长孙无忌为维护关陇集团利益，认为李忠易于控制，可避免强势外戚干政；王皇后因无子，也联合元老派支持李忠。李治虽不满长孙无忌专权，但为稳定政局最终妥协。同年七月，李忠正式成为高宗朝首位太子，时年七岁。

李忠被立后，长孙无忌势力进一步巩固，李治则暗中积蓄力量。此时武则天崛起成为关键变量，她原为太宗才人，太宗去世后入感业寺，后被李治召回封昭仪。凭借政治野心与手腕，武则天借宠击败萧淑妃，进而瞄准王皇后，并与李治结成政治同盟，共同对抗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集团。

永徽六年（655年），李治力排众议废王皇后，册立武则天为后。这一事件是高宗朝政治格局的重大转折，标志着李治摆脱元老派控制，皇权强化。武则天封后后，立即为子谋储，以李忠非嫡子为由劝进，强调亲生长子李弘才是合法嫡长子，应立为太子。

显庆元年（656年），李治下诏废李忠为梁王，徙居梁州（今陕西汉中），后转徙房州（今湖北房县）；同年正月，册立四岁嫡长子李弘为太子。此次立储是李治与武则天同盟的胜利，标志着武则天势力渗透储君确立核心环节。李弘册立既合嫡长子继承制，其背后的新政治势力也打破了元老派垄断朝政的局面。

李治对李弘寄予厚望，为其挑选重臣教导儒经与治国之道，待其稍长便令参与朝政。李弘天性仁厚，颇有贤名，处理政务时展现出才能，曾上书请求减赋、赦囚、为蒙冤大臣平反，获朝野赞誉；还主持修订《瑶山玉彩》，彰显了文化素养与治理能力。

随着李弘长大，与武则天的矛盾日益凸显。武则天野心已超越后位，欲掌控朝政，而李弘的仁厚独立与之相悖，矛盾在两事上集中爆发：一是李弘怜悯萧淑妃之女义阳、高安公主被囚深宫，上书请求放其出宫婚配，触怒武则天；二是李治为李弘选定的太子妃杨氏，因家族与武则天政敌有关联被陷害，导致婚事告吹，加剧了二人矛盾。

上元二年（675年），李弘在洛阳合璧宫暴卒，年仅二十三岁。其死因存争议：《旧唐书》《新唐书》记载为武则天毒杀，另有学者认为是痨病（肺结核）所致。李弘之死对高宗朝格局影响重大，李治悲痛万分，追赠其为“孝敬皇帝”，以帝礼下葬，开创太子帝礼安葬之先例，足见对其喜爱与惋惜。

李弘去世后储位空虚，武则天次子李贤成为首选。李贤自幼聪慧，才华横溢，深得李治喜爱，封雍王期间多次监国，展现政治才能。上元二年（675年）六月，李治册立李贤为太子。李贤继位后沿用旧辅政大臣，积极参政，完善制度，获大臣认可；还组织学者注释《后汉书》，具极高学术价值，成为研究东汉历史的重要资料。

李贤与武则天的矛盾较李弘更尖锐。李贤才华出众、性格刚毅，具独立意识，不满武则天干政，多次公开冲突。武则天派人监视其言行，撰《少阳政范》《孝子传》约束之，反令李贤更警惕其野心。朝野渐形成支持太子与支持皇后的两大阵营，斗争日趋激烈。

调露二年（680年），武则天指使人告发李贤谋反，称其东宫私藏甲胄。李治震惊之下派人查验，确搜出数百件甲胄。虽内心不信，但在武则天劝说下，李治同意废李贤为庶人，流放巴州（今四川巴中）。后武则天派丘神勣前往巴州逼李贤自尽，时年三十一岁。李贤之死标志着武则天势力进一步扩张，此时她已基本掌控朝政，李治身体恶化，难以制约。

李贤被废后储位再空，此时李治体弱多病，朝政尽落武则天之手。为便于掌控，武则天选定性格懦弱、缺乏才能的三子李显（原名李哲）为储。永隆元年（680年）八月，李治册立李显为太子。李显立储后，武则天加紧安插亲信、培养外戚，为后续掌权铺路。

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李治病逝，遗诏命李显继位，军国大事不决可听天后处置，赋予武则天临朝称制合法性。李显继位为唐中宗后，试图借韦氏家族摆脱控制，提拔韦玄贞为侍中，触怒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二月，武则天以“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为由废李显为庐陵王，流放房州，随后立四子李旦为唐睿宗。李旦沦为傀儡，朝政大权彻底归武则天。

李治立储全过程是一部政治博弈史：立李忠是与元老派的妥协，立李弘是联手武则天击败元老派的胜利，立李贤、李显则是武则天逐步掌权、为称帝铺路的过程。每位太子的册立与废黜，均与当时政治格局紧密相关，交织着后宫与朝堂、皇权与相权、不同士族集团的斗争。

历史影响方面，李治立储的波折导致唐前期皇权传承动荡，冲击统治基础；极大提升了武则天的地位与势力，为其临朝称制、称帝奠定基础，改变了唐朝政治走向；打破关陇集团垄断朝政的局面，推动士族阶层多元化，为盛唐繁荣奠定政治基础。

总体而言，李治立储过程是初唐政治格局演变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古代皇权传承复杂斗争的典型案例。它揭示了皇权与相权、后宫与朝堂的内在矛盾，展现了武则天的野心与手腕，其影响贯穿唐前期，成为唐朝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