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中，有这样一幅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当红军渡过乌江、进逼贵阳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惶恐万分，一趟接一趟上厕所，显得十分狼狈。

这一幕不是虚构，而且描述得非常克制，据作家魏巍在《话说毛泽东》中所述，红军四渡赤水后进逼贵阳，蒋介石的惶恐大出所有人意料，竟然被吓得大小便失禁，屙了一床屎尿。魏巍的这个说法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从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宴道刚那里得到的真实材料。

蒋介石进入贵州前，疯狂叫嚣要在贵州消灭红军，为何会在贵阳被红军吓得大小便失禁呢？

湘江战役后，红军从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为摆脱敌人追剿，红军放弃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为进入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贵州，很快便占领遵义。

然而，蒋介石的反应也很快，红军还没在遵义站稳脚跟，他就调集中央军、湘军、黔军、川军和滇军等数十万大军进入贵州作战，并制定所谓《川江南岸围剿计划》，准备将红军消灭在川江南岸地区。

可以说，红军再次被逼到了生死边缘，但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在他的率领下，红军三次渡过赤水，成功将敌人调动至川江两岸，黔北的兵力变得空虚。

1935年3月20日，蒋介石给集结于川南的国民党军下达命令：

以如许大军，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蒋介石认为成败在此一举，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其实是毛主席的诱敌之计，红军压根没打算在川南渡江。

3月21日、22日，红军秘密从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四渡赤水，将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身后，再次进入黔北。

3月24日，蒋介石携妻子宋美龄、顾问瑞纳及宴道刚等国民党大员抵达贵阳督战。

此番来到贵阳，蒋介石对消灭红军信心十足，他在日记中说红军“流徙千里，四面受制”，是“下山猛虎，不难就擒”。

蒋介石哪里知道，他来到贵阳，恰恰给了红军一个天大的机会。

就在蒋介石抵达贵阳的第二天，毛主席决定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从而开辟进军云南、从金沙江北渡入川的道路。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主席进行了一番筹划。

3月24日，红九军团伪装成红军主力，突然出现在习水的良村、兴隆场等地，目的是吸引国民党军注意，从而掩护红军主力突破敌人设立在遵义和怀仁的封锁线，同时大造声势，散播红军即将攻打怀仁的消息，以迷惑敌人；红军主力则迅速突破遵仁线，向乌江急行军。

为掩护红军主力渡过乌江，红九军团于27日抵达马鬃岭，继续伪装红军主力，成功吸引了周混元纵队和吴奇伟纵队，敌人6个师被牢牢牵制在黔北。

3月31日，红军顺利南渡乌江，4月2日以一部进攻息烽，红军主力则进至狗场、扎佐，兵锋直指贵阳。

4月5日，红军前锋部队很快就抵达贵阳东南几十里的地方，沿途写下“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等标语，同时大造声势，见人就问“贵阳有多远？”“贵阳好打吗？”

宴道刚撰写的回忆材料中，记录了蒋介石那几天的真实状态。

蒋介石本以为要大功告成，却被“走投无路”红军打到家门口，反被将了一军，心里非常慌张。

当时，贵阳只有中央军郭思演第99师所辖的4个团，且大部分兵力在贵阳外围警备，贵阳警察局长王天赐成了城内军衔最高的军官，红军南渡乌江后，蒋介石任命他为贵阳警备司令，让他连夜在城垣四周赶修工事，又命令别动队400余人到行营警备。

到了4月5日，蒋介石得知红军出现在贵阳东南时，心神不宁，亲自走出行营到四处查看碉堡的和工事的修建情况，他感到很不满意，当面责备郭思演玩忽职守，督促下属不力，陈诚随即将郭思演撤职查办。

蒋介石深知红军善于奇袭，担心红军“神兵天降”，把他和宋美龄抓住，便与宋美龄一起搬到王天赐的司令部里住，并命令刚抵达清镇机场的空军第3队轮流起飞，侦查红军动态和各增援部队所在的位置，同时组织精锐部队镇守清镇机场，为他逃离贵阳作准备。

没错，蒋介石叫了援军，他在发现红军南渡乌江的第一时间接过了前线指挥权，绕过薛岳的绥靖公署和前敌指挥部，直接向各部队下达命令，命令滇军孙渡部驰援贵阳，中央军吴奇伟等部继续追剿红军，薛岳自此沦为“传话筒”，一兵一卒都难调动。

4月5日夜，蒋介石得知红军先头部队抵达贵阳东南十几里处，更加心神不宁，亲自给黔灵山和东山等处的守军打电话，询问防御工事和城防守备等情况，并急切地询问清镇机场的守备情况。

这一夜，蒋介石转辗反侧，一夜未眠，他生怕红军攻入贵阳，因为心情太过急切，结果导致身体出现不适，出现了腹泻症状，大小便失禁，全屙到了床上；宋美龄也伤风发烧，忧心如焚。

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将侍从副官蒋孝镇找来大骂一顿，责怪不该让他住透风的房子，蒋孝镇很不服气，私底下发牢骚说，“他受了惊吓，怪房子！”

就在蒋介石大骂蒋孝镇的时候，参谋总长顾祝同火急火燎进来报告，“敌人已过水田坝，快到天星寨了！”

蒋介石大惊，连忙追问，“水田坝距离贵阳有多远？”一旁的王天赐回答说，“大约15公里！”

蒋介石心头一紧，眼珠子朝上翻了翻，又问道，“距离清镇机场有多远？”

王天赐心里开始计算，还没算出来，陈诚又来报告，“敌人已过乌当，清镇机场也来了电话，说机场附近发现共军便衣队，王家烈第25军也有部分叛军在机场附近滋扰生事。”

蒋介石得知清镇机场附近有红军活动，坐飞机逃跑的路被堵死，这下彻底慌了，背着双手在办公室来回踱步，突然瞪着双眼大声对王天赐说，“如果不经过清镇，还有便路到安顺吗？”

王天赐回答说，“有，从次南门出去，经过花溪走马场，就可直达平坝，平坝到安顺只有30多公里了！”

蒋介石得知还有退路可走，心态稍稍平稳了一些，便开始为逃跑做准备。

别看王天赐有问有答，似乎很关心蒋介石的安全，实际上他就是在看蒋介石的笑话，后来他写了一篇回忆录，叫《红军过黔时蒋介石在贵阳的狼狈相》，揭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红军刚抵达开阳县，有进犯贵阳企图的时候，蒋介石火速提拔王天赐给贵阳警备司令，将一个宪兵营、两个消防连和四百多名警察交给他指挥，限三天内修好城垣工事。

蒋介石明明是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却对王天赐说：

不能草率啰！贵阳的得失，关系国际视听哩。

等红军先头部队抵达贵阳东南了，蒋介石惶恐万分，一边下令守城部队全城戒严、确保清镇机场安全，一边让人准备轿子、骡马和向导，随时准备逃跑。这些逃跑所需之人和物，都是王天赐经手办的，晚年他回忆此事时说：

我忘了兄仇，还帮助他奴役人民修碉堡，找向导、备轿马供他准备逃命，现在回忆起来，真正惭愧到无地可以自容。

再说负责“救架”的孙渡，他能被蒋介石选中，不是因为蒋介石有多信任他，而是因为他的部队距离贵阳最近，后来他写过一本《滇军入黔防堵红军长征亲历记》，记载了滇军参与“围剿”红军及他的一些心路历程。

孙渡说，红军进入贵州后，蒋介石让龙云派遣滇军参与“围剿”红军，他担心蒋介石玩“一箭双雕”之计，便向龙云提出围而不打、将红军礼送出境的建议，龙云深以为然。

一开始，孙渡驻扎在滇黔边境地区，当红军逼近贵阳后，蒋介石火速让他驰援贵阳，从3月28日到4月4日，几乎每天给他发电报，言辞一封比一封恳切，就差把“求你”二字说出口了。

孙渡不敢怠慢，率部自大定经黔西、清镇日夜兼程，最终于4月6日抵达清镇机场，算是及时赶到贵阳救驾了，蒋介石非常高兴，对他大加赞赏，下令犒赏猪肉和现大洋。

蒋介石不知道的是，毛主席要的就是孙渡离开滇黔边境到贵阳“救驾”，如此红军便能经云南从金沙江北渡入川了。

红军的行动也迷惑了蒋介石，当时红军一部在清川江架桥，蒋介石判断红军的目的有二：一是趁虚奇袭贵阳，二是东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者的可能性比前者大，但无论哪条都严重威胁贵阳安全，所以确保贵阳仍是重中之重，于是几十万大军瞬间涌向黔东。

万耀煌私底下对宴道刚发牢骚说，“共军转个弯，我们跑断腿。”

4月7至9日，红军从贵阳、龙里之间仅30里宽的狭窄地带穿过湘黔公路，以每天120里的速度向云南疾进，最终在敌人包围之前摆脱追兵。

四渡赤水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是毛主席的又一招神来之笔。

到头来，蒋介石只是虚惊一场，丢掉的面子总要找补回来，红军进入云南后，他开始着手收拾王家烈，下令由宴道刚出面，分别给王家烈的两名师长何知重、柏辉章送去几万大洋，让他们带着部队闹事，同时停了王家烈的军饷，逼迫王家烈在军长和省主席之间二选一，王家烈最后不但丢了省主席之职，还丢掉了军权。

放跑了红军，得到了贵州，蒋介石这买卖看似没亏，实际上后患无穷，他想两者都要，结果两者都没得到，红军后来进入云南、四川，正是借着中央军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全身而退，他既没能实现对红军的消灭，也没能趁机夺取地方政权。

蒋介石在贵阳的那几天，心情简直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从一开始的意气风发，到后来的惊慌失措，再到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他不是没想过红军只是佯攻贵阳，但他不敢赌，因为一旦赌输了，连性命都保不住了，所以他宁愿红军别有所图，也要先保护贵阳安全。

晏道刚作为整个事件的亲历者，在蒋介石大小便失禁那一刻，就看到了蒋介石的虚伪和软弱，也深知蒋介石不是毛主席的对手，所以他后来加入“反蒋”行列，还在解放战争中为我党秘密从事地下工作，是新中国解放事业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