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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南国论编辑 |王智审核| 杨春雪 朱依林

图源：“西南国论”微信公众号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中印度的惨败，使新德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安全焦虑与国防脆弱感中。仅仅两年后，即1964年10月，中国在新疆罗布泊成功进行了首次大气层核试验，随后又频繁开展了能够搭载核弹头的早期导弹飞行测试。印度对此感到恐慌。与此同时，美国同样对中国核能力的突破感到不安，迫切希望建立高空监测站点以获取中国核试验及导弹发射的遥测信号。

在1964年华盛顿一场社交鸡尾酒会上的偶然交流，退役美军空军将军柯蒂斯·勒梅与刚刚从珠穆朗玛峰归来的《国家地理》摄影师及登山家巴里·肖普展开交谈，肖普对喜马拉雅山顶俯瞰西藏全景的生动描述，促使美方萌生了在喜马拉雅山脉顶级高峰部署核动力监测站的想法。尽管当时印度官方在外交上公开奉行“不结盟”政策，并在政治和军事上不断巩固与苏联的紧密关系，但由夏斯特里领导的印度政府在现实安全的重压下，选择以极高的实用主义态度，秘密批准了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主导、印度情报局（IB）全力配合的高空谍报行动。

这项绝密行动在美方内部被赋予了代号“高空测试”（High Altitude Test，简称HAT，因此另称为“帽子行动”）。为了在极端高寒环境下维持监控设备的长期稳定运行，美方放弃了易损坏的常规机械发电机，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SNAP-19C型核辅助动力系统。整套监控设备重达约56至57公斤，其核心热源来自于7个含有钚-238放射性同位素的胶囊，这种放射性物质的半衰期长达88年，此外设备还包含一根6英尺长的接收天线、两套无线电通信系统及功率传输模块，设计拦截距离远达40公里。

为了保障行动的绝对隐蔽性，印美双方组建了一支由顶级登山家、情报官员和技术专家构成的联合远征队，由印度情报局局长B.N.穆利克统筹，日后创立印度研究分析局（RAW）的局长负责督导，而现场总领队则由印度著名海军登山家M.S.柯利上校担任。为防泄密，四名印度核心登山队员被秘密送往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山接受极寒条件下的核设备组装训练，美方队员则在北卡罗来纳州的CIA哈维角基地接受培训。参与行动的美方登山队员涂抹了印度专用的晒黑霜以掩饰肤色，整支队伍对外的掩护名义是“测量高空低氧环境对人体生理影响的技术研究”，而负责背负核设备的夏尔巴挑夫则被告知箱子里装的是某种“黄金宝藏”。

1965年10月，联合远征队携带着这套核动力监测设备，向海拔7816米的南达德维峰（Nanda Devi）发起冲击。然而，就在攀登团队接近山顶极高海拔区域时，喜马拉雅山脉突然爆发了极其严酷的特大暴风雪，气温骤降，能见度降至冰点，严重威胁到全体队员的生命。面对生死抉择，柯利上校果断下达撤退命令，队员们被迫将核发电机、天线、无线电通讯系统及7个钚胶囊暂时安置在山脊一处避风的岩隙台阶上并加以固定，计划待次年春季气候好转后再行登顶安装。然而，当印美联合搜寻队于1966年春季重返纳恩达德维峰时，原先安置核设备的隐蔽隙缝已空无一物，整个核监测装置及其内部的钚胶囊彻底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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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6年至1968年间，印美两国组织了多次极高强度的搜寻行动，但均一无所获。专家与登山家推测，该装置极可能在冬春季节的雪崩或冰川滑动中被推下山谷，深埋于冰川沉积物之中，并随着冰川的缓慢运动被碾磨碎裂。

行动挫败后，为了弥补情报空白，印美双方于1967年发起了第二次尝试。这次目标选在了位于纳恩达德维峰东南约15至20公里、海拔6861米的南达科特峰（Nanda Kot）。由5名美国人和3名印度人组成的8人远征队，成功将一套全新的核动力监测设备安装在距离山顶约150米。据柯利上校记录，该设备成功运行了数个月，实时拦截并传输了相关数据，证实了当时中国尚未具备发射远程跨洲际核弹头的能力。然而不久后该设备因故障停止工作，1968年夏天，印度资深登山家哈里什·拉瓦特带队前往回收时发现，地表已找不到设备，经过挖掘数英尺后，队员们惊讶地发现核发电机散发的持续高热已将周围冰雪融化，形成了一个半径达8英尺的半球形地下热冰洞，设备完好地沉降在洞穴中央。

这项保密级别极高的核监测行动在隐瞒了十余年后，于1978年被美国《Outside》杂志及《华盛顿邮报》率先披露。1978年4月，印度时任总理莫拉尔吉·德赛在议会质询压力下首次公开承认印美高层曾在1960年代合作于纳恩达德维峰放置核动力监测设备。这一声明在印度社会引发剧烈震荡，新德里美国大使馆门外爆发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者高举“CIA滚出印度”、“CIA在毒害我们的水源”等标语，外交风波持续发酵。

近年来，《纽约时报》刊发调查报道重新审视此案，并宣称美方在1973年曾于喜马拉雅山脉某未知地点成功安装了监测设备并截获中国导弹信号。但这一说法遭到了历史学者与地缘政治专家的高度质疑与严密驳斥。因为在1971年印巴战争期间，美国尼克松政府高调倒向巴基斯坦并派遣第七舰队特遣东进孟加拉湾对印度实施军事威慑，导致印美外交关系跌入低谷，加上尼克松、基辛格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之间的敌意，以及印度随后签署《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全面靠拢苏联，在1973年这种极度对立的政治气候下，印度绝无可能允许CIA在其领土上开展绝密敏感的联合军事情报行动。

这场闹剧至今仍未结束。遗失在喜马拉雅山脉深处的钚胶囊，其88年的长半衰期构成了长期的生态隐患，流经该区域的冰川融水汇入河流，最终注入印度恒河。出于对放射性污染隐患及高山生态破坏的担忧，印度政府于1983年正式全面封锁了纳恩达德维自然保护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恐惧深刻缠绕着当地居民，2021年2月，纳恩达德维山脚下的莱尼村遭遇突发性特大山洪，造成50多人死亡及重大基础设施破坏。尽管科学界普遍认定洪灾是由冬季高空冰川断裂坍塌引发，但莱尼村村长桑格拉姆·辛格·拉瓦特及村民普遍坚信是当年埋在冰川下的核装置发生了爆炸或剧烈放热融化了冰川，并强烈要求政府展开搜寻调查。

直至2025年7月，印度北阿坎德邦政府与印度登山协会才开始探讨在平衡生态保护与历史遗产的前提下有限度地重新开放保护区。而当年率队的柯利上校在2025年中期离世前曾坦言，对参与这场最终遗留核设备于雪山的行动“无悔无欢，只是在执行命令”。

本文转载自“西南国论”微信公众号2026年8月12日文章，原标题为《“帽子行动”：20世纪60年代印美针对中国的联合核情报监测计划 》。

本期编辑：王智

本期审核：杨春雪 朱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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