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普通人的收入、工作和日常消费会被哪些力量重新塑造？在一轮以提振消费为核心的政策布局中，普通人该怎样看清方向，抓住属于自己的那份机会？

答案要从中国近日公布的一项新五年规划说起。这份规划以提振国内消费为核心，思路分两条：一是加强社会福利，提高居民收入；二是依托服务业发展和人工智能的更广泛应用，扩大消费。前者让家庭更有底气花钱，后者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和需求，两条路径相互配合。

未来五年正好对应“十五五”时期。有人把这一轮规划称作一张“国家级人生说明书”，因为在这个超大规模经济体里，个人的生活质量、钱包厚度，甚至下一份工作在哪里，都与规划指向的方向紧密相关。读懂政策的发力点，就是读懂未来几年机会可能出现在哪里。

在量化目标上，政府计划把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从2025年的约7万亿美元，提高到2030年的约9万亿美元。按照预期，这将带来每年约1.4万亿美元的新增支出，规模大致相当于荷兰一国的经济体量。

对一个已经足够庞大的消费市场来说，这仍是一次规模可观的扩容。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数字是规划设定的目标和预期，并非已经取得的成果。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未来几年政策落实得怎么样，也取决于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普通人看待这些数字时，与其把它当成确定的结果，不如把它当成观察政策方向和资源投向的参照。

规划把扩大服务消费放在突出位置，并列出了几个优先领域：银发经济、母婴育儿产品、医疗健康、文化旅游以及冰雪经济。

这些领域看似分散，背后其实有共同的逻辑，都和人口结构变化、家庭生活需求以及居民的休闲方式紧密相连，覆盖了从一老一小到全年龄段的日常需要。

具体来看，银发经济面向日益壮大的老年人群体，母婴育儿关系到生育和养育，医疗健康覆盖每一个年龄段，文化旅游和冰雪经济则更多对应居民的休闲娱乐需求。

换句话说，规划瞄准的是老百姓生活中真实存在、而且还在持续增长的需求，而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消费概念。

现有数据也说明服务业已经是拉动中国消费的主力。今年前五个月，服务零售额增长超过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近1.5%的增速。

商品消费增长相对乏力，服务消费却保持了较强的韧性。规划把服务消费摆在显要位置，正是顺应这一趋势，希望进一步放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

对普通人来说，这些优先领域既是未来的消费热点，也可能是相关行业扩张的方向。养老服务、育儿支持、健康管理、文旅体验，需求增长意味着供给需要跟上，围绕这些领域的服务岗位和经营空间，或许会成为不少人值得关注的方向。

除了服务消费，规划还把人工智能相关消费推到了台前。它鼓励居民购买智能手机、电脑、机器人和3D打印机等产品，同时支持自动驾驶技术的推广应用。这说明政策不只盯着传统消费品类，还想借新技术产品的普及，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让科技更快走进普通家庭。

从更长的周期看，新技术的意义也不只在于卖出几台设备。比如6G，它不只是网速的简单提升，更像是连接物理世界与虚拟现实的“胶水”，背后要靠云计算、人工智能、人机交互等核心技术支撑。

有观点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科技产业有望新增相当可观的经济容量，堪比再造一次新能源产业的高速增长。

为了吸引外国游客来华消费，中国表示将增开直航航线，通达欧洲、美国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的更多目的地，并计划把免签政策扩大到更多国家。

出行更方便、入境手续更简单，政策希望入境旅游成为拉动国内消费的又一股力量，为酒店、餐饮、景区等行业带来新的客源。

扩大内需早就是中国的政策优先事项，至少可以追溯到2020年。那么，为什么现在要专门出台一份以促消费为核心的五年规划？

ADM投资者服务国际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兼全球策略师马克·奥斯特瓦尔德认为，这样做有充分理由，中国确实需要推动私人消费实现更好的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外需强、内需弱。要扭转这种局面，关键在于让居民愿意花钱、敢于花钱。

居民收入结构里的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有数据显示，居民财产性收入中有76.2%来自利息，企业分红仅占10.2%，而在西方国家，红利占比超过55%。大量资金存在银行里，没有流向股市和产业。

这组对比说明，居民收入来源相对单一，资产带来的回报有限，消费时自然更谨慎。未来五年，如果财产性收入能够回暖，谁能分享到这一波红利，谁就更有可能走出“多花一分都心疼”的消费焦虑。收入端的改善，是消费真正扩张的前提。

在奥斯特瓦尔德看来，消费意愿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还需要相应的消费机会真正存在。如果能减少休闲、文化等领域的行政障碍，让居民有更多花钱的渠道，需求就有望被释放出来。换句话说，不是老百姓不想消费，而是很多消费场景还没有被充分打开。

他以许多西方国家的经验为例指出，在娱乐和文化类消费领域，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人们就愿意花钱。相比之下，居民未必会急着买房，不过仍可能继续购买汽车。房地产这类大宗消费的吸引力在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居民的消费需求消失了，而是在向别的领域转移。

休闲活动增多，无疑会推动服务经济更好地发展，这一规律在世界各地都已得到印证。当传统大宗消费需求放缓时，娱乐、文化和休闲类服务可以成为新的增长来源，而减少相关领域的行政障碍，正是释放这部分需求的前提之一。这和规划重视服务消费的思路是一致的。

与以往相比，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当局还寄望于入境旅游和人工智能来提振国内消费。对此，奥斯特瓦尔德重点谈了人工智能和社会保障两个方面。在他看来，一个代表新的增长点，一个代表消费信心的底座，两者缺一不可。

在人工智能方面，他认为中国潜力巨大。有些问题中国已经着手应对，部分西方开发者才刚刚开始跟进。

其中最突出的是人工智能的高成本，这是普及的一大障碍，而中国正迅速朝着让人工智能“用得起”的方向推进。一旦成本问题得到解决，人工智能改变许多领域的能力就会切实显现出来。

这也说明，规划鼓励购买智能终端、机器人等产品，有它的现实基础：产品越便宜、越普及，带动消费的效果就可能越明显。

对普通人而言，人工智能从昂贵的技术变成日常可用的工具，既会改变生活方式，也会改变工作方式，早一步熟悉、早一步上手，就可能在变化里多一分主动。

在社会保障方面，他再次强调了社会转移支付的作用。他指出，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当今社会需要的工作岗位都与5年、10年乃至15年前大不相同，许多就业岗位正处在转型阶段。

技术进步在创造新岗位的同时，也让一部分旧岗位面临调整，这种变化给不少家庭带来了不确定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拥有更完善的社会保障网，人们在经济转型、岗位变动的过程中就不会过于担忧。更充分的保障能让人们更愿意投身高科技经济，也更相信其中存在发展机会。

保障越扎实，人们越敢于尝试新领域、学习新技能，也越敢于把收入用于消费，而不是全部存起来防风险。

由此可见，这一轮促消费的逻辑并不局限于直接刺激购买，而是一条更完整的链条：通过加强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降低居民在经济转型期的后顾之忧；通过发展服务业、减少休闲文化领域的制度障碍，为消费提供更多出口；再通过降低人工智能成本、推广新技术产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对普通人来说，“上车”时代红利未必意味着追逐某个风口，更在于看清几条主线：银发、育儿、健康、文旅等服务领域的需求在增长；人工智能正在变得更便宜、更普及；收入结构也有望从单一依赖存款利息，逐步走向更多元的财产性收入。

顺着这些方向调整技能和规划，机会才更可能落到自己身上。

那未来五年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从规划看，服务消费会更丰富，智能产品会更普及，出行与文旅会更便利，社会保障也有望更扎实。

普通人能否分享红利，取决于政策落地的成效，也取决于自身是否跟上变化。规划设定的2030年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还要看未来几年的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