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介绍了“日本明治宪法之父”伊藤博文一生的经历，下篇重点讲述伊藤博文在推动近代日本崛起以及发动侵华战争中的核心作用。

《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推动日本近代工业化

伊藤博文在推动近代日本崛起中的核心作用：一、构建近代政治体制，奠定国家治理框架

伊藤博文对日本崛起的核心贡献，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完成了日本从封建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

他主持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虽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但首次以法律形式构建了日本的近代国家架构。

宪法确立的君主立宪制，既满足了西方列强对日本“文明国家”的认知标准，为后续废除不平等条约奠定了法律基础，又通过天皇权威整合了国内各方势力，实现了政治秩序的稳定。

内阁制度的建立是伊藤博文的另一重要创举。

1885年他主导废除太政官制度，建立内阁，明确内阁各部门的职责与权限，形成了高效的行政体系 。

这种文官治国的模式，在早期有效保障了政府的治理效率，推动了各项改革政策的落地。

同时，他设立的枢密院、贵族院与众议院等机构，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虽本质上维护藩阀与天皇的利益，但也培育了近代议会政治文化，为日本的政治现代化提供了制度土壤。

此外，伊藤博文通过“明治十四年政变”等政治运作，整合了萨摩、长州等藩阀势力，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政治核心。

这种藩阀联合的统治模式，避免了明治初期政治力量分散的弊端，保障了改革的连贯性，使日本能够集中力量推进国家建设。

二、推动经济工业化，夯实强国物质基础

在经济领域，伊藤博文是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关键推动者。

1871年担任工部大辅后，他主导了日本早期的工业建设，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创办了一批国营核心企业，涵盖矿山、钢铁、铁路等关键领域。

其中，东京至横滨铁路的修建就是他的重要政绩之一。

1869年，他力排众议，向英国银行贷款100万英镑修筑该铁路，1872年铁路竣工通车，极大提升了日本的交通运输能力，带动了沿线经济发展。

金融体系的改革是伊藤博文推动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举措。

他在美国考察后，提出建立国立银行制度的建议，推动日本统一货币与公债制度。

这种近代金融体系的建立，解决了日本工业化过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规范了国家财政秩序，为企业融资与贸易发展提供了保障。

甲午战争后，通过《马关条约》掠夺的巨额赔款，经伊藤博文政府的统筹分配，大量投入到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中，推动日本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使日本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

同时，伊藤博文主张“殖产兴业”与“文明开化”相结合，在发展工业的同时，推动西方生活方式与教育制度的普及。

这种全方位的现代化举措，培养了大量具备近代知识与技能的劳动力，为工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形成了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

甲午战争

三、确立军事特殊地位，铸就扩张武力根基

伊藤博文在制度设计中，为日本军队赋予了特殊地位，这既保障了日本的国防力量，也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武力支撑。

《大日本帝国宪法》中“天皇统帅陆海军”的条款，将军队定位为天皇的“私兵”，使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等军事机构直接对天皇负责，内阁与议会无权干涉军事事务。

这种制度设计，看似强化天皇权威，实则赋予了军部极大的自主权力，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制度温床。

在伊藤博文执政期间，日本军队的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

他支持军队引进西方军事技术，改革兵役制度，建立了全民征兵制，扩大了军队规模。

同时，通过发展军事工业，日本逐步实现了武器装备的国产化，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

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军队之所以能击败清军，与伊藤博文多年来推动的军事改革密不可分。

此外，伊藤博文通过甲午战争等对外战争，不仅掠夺了巨额财富，更让日本军部的地位大幅提升。

军队在战争中的胜利，使其获得了国内民众的广泛支持，军部势力逐渐膨胀。

伊藤博文虽能凭借个人威望对军部进行一定制约，但他确立的军事特殊地位，为日后军部凌驾于政府之上、主导日本对外侵略埋下了必然隐患。

四、改善外交环境，提升国际政治地位

明治初期，日本面临着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国家主权受到严重损害。

伊藤博文执政后，将修正不平等条约作为外交核心目标之一。

他主持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向西方展示了日本的“文明化”成果，为外交谈判提供了有利筹码。

同时，他通过甲午战争的胜利，向世界证明了日本的军事实力，彻底改变了西方对日本的轻视态度。

1900年，伊藤博文推动日本参与八国联军侵华，进一步拉近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

而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击败俄国这一欧洲强国，伊藤博文借此机会与英国、俄国等大国缔结外交协定，促成了日英同盟的巩固，确立了日本在远东地区的优势地位 。

这些外交成就，使日本逐步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从一个被列强欺凌的国家，转变为远东地区的强国，跻身世界列强行列。

伊藤博文的外交策略始终服务于日本的扩张利益，他通过朝鲜问题牵制中、俄，通过日英同盟制衡欧洲列强，这种灵活的外交手段，为日本的对外扩张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使日本能够在列强环伺的格局中，逐步实现其侵略野心。

日本入侵朝鲜

伊藤博文在发动侵华战争中的核心作用：一、策划甲午战争，开启日本侵华序幕

伊藤博文是甲午中日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与决策者，这场战争是日本大规模侵华的开端，彻底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

19世纪90年代，朝鲜成为中日两国利益争夺的焦点，伊藤博文早已将朝鲜视为入侵中国的跳板，处心积虑寻找发动战争的借口。

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本是朝鲜的内部事务，却被伊藤博文当作挑起战争的契机。

他先是以“保护侨民”为名，强行派兵进驻朝鲜，兵力远超朝鲜政府的需求，随后又拒绝清政府提出的两国同时撤兵的提议，反而不断挑衅清军。

当清军运兵船“高升号”在丰岛海面行驶时，伊藤博文下令日本舰队发动突袭，造成清军千余人伤亡，正式点燃甲午战争的战火。

战争爆发后，伊藤博文坐镇广岛大本营，深度参与所有重大战略决策，展现出极强的战略判断力与执行力。

战争初期，日本决策层出现严重分歧：陆军派主张乘势攻入北京，与清军主力决战；另一派则主张冬季屯兵休整。

伊藤博文尖锐批评这两种意见，提出“战争的核心是如何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大利益”的战略核心——他认为攻占北京虽能彰显军威，但日本国力尚不足以掌控无政府状态的中国，反而会给西方列强干涉的可乘之机，必须保留清政府作为谈判对手，同时给予其“切肤之痛”的打击。

他精准判断出北洋舰队是清政府的国防支柱与尊严象征，提出“集中力量歼灭北洋舰队，转战山东威海卫，同时分兵南下夺取台湾”的作战方案，这一策略既避开了东北冬季作战的不利条件，又能直击清政府的软肋。

在伊藤博文的主导下，日军调整作战部署：陆军主力从辽东转战山东，攻克威海卫炮台，对北洋舰队形成海陆夹击；海军则封锁港口，最终迫使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1895年4月17日，伊藤博文作为日方全权代表，在马关春帆楼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

谈判中，他态度强硬、寸步不让，即便李鸿章遭遇日本浪人枪击受伤，也仅同意将赔款从3亿两减至2.3亿两（含3000万两赎辽费），坚持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的核心诉求。

当李鸿章试图恳请缓交台湾时，伊藤博文直言“尚未下咽，饥甚”，尽显侵略者的贪婪与傲慢。

《马关条约》的签订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奇耻大辱，它不仅使中国丧失大片领土，巨额赔款更掏空了清政府的财政，而“允许日本在华设厂”的条款则开启了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先河。

对日本而言，这笔相当于其4.5年财政收入的赔款，成为其军事扩张与工业升级的“血源”，日本由此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侵华的物质基础与野心同步膨胀，伊藤博文也通过这场战争，彻底确立了日本在东亚的军事优势地位。

二、主导台湾殖民统治，埋下长期侵华隐患

《马关条约》签订后，伊藤博文被任命为台湾事务局总裁，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最高决策者，亲手开启了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噩梦。

他制定的殖民统治策略，既包含残酷的军事镇压，也涵盖系统性的资源掠夺与文化同化，成为日本后续侵华殖民政策的“模板”。

面对台湾民众“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的反割台斗争，伊藤博文下令实施“焦土政策”：日军在登陆台湾后，对反抗民众展开血腥镇压，从台北到台南，沿途烧杀抢掠，仅西来庵事件就造成1.1万台湾民众死亡，无数村庄被夷为平地。

为巩固统治，他主导建立“总督专制”体制，台湾总督由天皇直接任命，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权于一身，下设严密的警察体系，警察可随意搜查民宅、逮捕异议者，使台湾沦为“警察统治的地狱”。

在经济层面，伊藤博文推行“资源掠夺型殖民经济”：通过“土地调查”强占全台30%的耕地，分配给日本财阀与移民，剥夺台湾民众的土地所有权；实施鸦片、食盐、樟脑等专卖制度，仅鸦片专卖收入就一度占台湾总督府财政的15%；强制台湾农民种植甘蔗、稻米等经济作物，全部运往日本供应工业生产与民生需求，同时严禁台湾发展重工业，使其经济彻底依附于日本。

这种“以台养日”的掠夺模式，不仅为日本后续的侵华战争积累了巨额财富，更形成了成熟的殖民经济运作体系，为其侵占东北后推行类似政策提供了经验。

文化同化是伊藤博文殖民统治的另一核心手段，他下令颁布《台湾公学校令》，强制推行日语教育，禁止使用汉语授课，违者处以罚款或监禁；删除教科书中国历史内容，将郑成功描绘为“海盗”，篡改台湾历史源流，妄图切断台湾与中国的文化联系；修建88座神社，强制台湾人参拜，甚至在后期推行“改姓名运动”，逼迫台湾民众改用日本姓名，不从者则遭流放。

这种文化灭绝政策，本质上是为了长期侵占台湾，将其彻底变为日本的“永久领土”，而其背后“同化殖民”的思路，也贯穿于日本后续对东北、华北等沦陷区的统治中。

伊藤博文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不仅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更让日本军国主义尝到了“以战获利”“以殖养战”的甜头。

台湾作为日本在东亚的第一个海外殖民地，成为其侵华的战略跳板、资源基地与练兵场——日本通过在台湾的殖民统治，锤炼了殖民管理团队，积累了镇压反抗的经验，更坚定了“蚕食中国、逐步扩张”的侵华战略，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伊藤博文。

日俄战争

三、操纵中国内政，铺垫后续侵华布局

甲午战争后，伊藤博文并未止步于军事侵略与领土掠夺，而是将战略重心转向“软实力渗透”，通过操纵中国内政、扶植代理人、制造内部矛盾，为日本进一步侵华铺路，其手段隐蔽却极具破坏性。

1898年，伊藤博文以“私人游历”为名访华，实则肩负着日本对华战略的精密算盘。

彼时中国戊戌变法正如火如荼，维新派将伊藤博文奉为“东洋诸葛”，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狂热追捧，甚至提出聘请其为变法顾问，希望借鉴明治维新经验实现国家富强。

伊藤博文顺水推舟，与光绪皇帝进行长达一个时辰的会谈，打破传统跪拜礼制，提交了建立中央银行、推行义务兵役制、规划铁路网等四条改革建议，看似传授改革经验，实则暗藏地缘野心——他既希望中国维持一定实力以抵御西方列强，又担忧中国真正强盛后威胁日本在朝鲜的利益，这种矛盾心态使其建议始终围绕“可控改革”展开，避免中国形成真正的国防与经济实力。

伊藤博文的访华成为戊戌政变的导火索之一，守旧派从维新派对伊藤的过度依赖中嗅到危险，恭亲王奕訢临终前警告慈禧“伊藤博文将专政柄”，加剧了慈禧对维新派“挟洋自重”的猜忌。

政变爆发后，伊藤博文展现出极强的政治投机性：一方面协助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赢得“支持改革”的虚名；另一方面暗中联络袁世凯，为其提供政治资源与建议，妄图培养亲日代理人。

他深知，扶植对日本有利的政治势力，比直接军事干预更能长久地影响中国政局，而袁世凯后来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崛起，其亲日倾向与伊藤博文的早期铺垫就有很大关系。

除了直接干预变法，伊藤博文还通过外交手段制造中国与列强的矛盾，为日本侵华创造有利国际环境。

他精准利用“英俄大博弈”的国际格局，在甲午战争前就判断出英国为遏制俄国在东北的扩张，会默许日本对中国的进攻，事实也如其所料——西方列强不仅未干涉甲午战争，反而通过“三国干涉还辽”向清政府索要更多特权，使中国陷入更复杂的外交困境。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伊藤博文推动日本积极参与，既拉近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又借联军之手削弱了清政府的军事力量，同时趁机扩大日本在华北的影响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伊藤博文提出的“渐进式侵华”战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指导思想。

他主张“以朝鲜为基，以华为靶，先蚕食后鲸吞”，反对盲目发动全面战争，强调通过逐步渗透、控制战略要地、扶植代理人等方式，实现对中国的控制。

这种战略思想深刻影响了日本后续的侵华行动——从日俄战争后侵占东北南部，到“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全境，再到“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日本的每一步扩张，都能看到伊藤博文“渐进式”战略的影子。

他虽未亲眼见证全面抗战的爆发，但他制定的侵华战略、铺垫的代理人网络、积累的殖民经验，都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奠定了基础。

四、构建军国主义制度根基，纵容侵华势力膨胀

伊藤博文对日军侵华的最大影响，并非单一战争或殖民行动，而是其通过制度设计，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滋生与膨胀提供了土壤，使侵华成为日本的“国家意志”与制度惯性，这一影响远比具体的军事行动更为深远。

其核心祸根在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度设计。

伊藤博文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将军权直接赋予天皇，使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等军事机构独立于内阁与议会之外，无需对文官政府负责。

这一设计看似强化天皇权威，实则赋予了军部极大的自主权力——军部可直接通过天皇绕开政府决策，推动对外战争，形成“军部独立于政治”的特殊体制。

伊藤博文作为宪法的制定者，深知这一条款的风险，但为了平衡藩阀势力、快速提升军事实力，他选择牺牲政治对军事的制衡，而这一制度缺陷最终导致军部失控，成为日本不断发动侵华战争的根源。

在伊藤博文执政期间，他始终纵容军部的扩张野心，甚至为其提供制度与资源支持。

1892年第二次组阁时，他裁减文职官员、削减行政开支，将节省的资金全部投入军费；主导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建立高效的战争指挥体系；向中国派遣大量间谍，刺探军事部署、海防据点、社会民情等情报，为侵华战争做足准备。

他还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对外战争，不断提升军部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力——军队在战争中的胜利，使其获得民众狂热支持，军部势力逐渐凌驾于内阁之上，而伊藤博文作为“元老”，始终以“平衡各方势力”为名，默许军部的扩张行为，从未试图削弱其权力。

更重要的是，伊藤博文将“对外扩张”与“国家富强”绑定，塑造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文化。

他在各种演讲与政策文件中，反复宣扬“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唯有向外扩张才能实现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谬论，将侵略行为包装为“生存竞争”的必然选择。

这种思想通过教育、媒体等渠道渗透到日本社会各阶层，培养了民众的军国主义意识，使侵华从“统治阶层的野心”转变为“全民参与的行动”。

甲午战争中，日本民众踊跃参军、捐款支持战争，形成“举国侵华”的态势，正是这种文化洗脑的结果。

对中国人来说，伊藤博文就是把日本的发展和强大建立在侵略中国基础之上的、彻头彻尾的恶魔，他的遗毒已经渗透进日本的骨髓里，至今仍然促使日本妄图继续走上侵吞中国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