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后期，北京西城一条胡同里的小院，住着个瘦小、瘸腿的老头，穿长袍，戴一顶小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一高一低。
他每月能领到五六十块钱，钱一到手，就转身交给张伯驹的夫人潘素。
张伯驹不让，他跟女儿张传彩说过一句话：“我既把他接到家里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
这个老头叫袁克定，袁世凯的长子，几十年前，他是那个差点当上“皇太子”的人。

袁克定是袁世凯原配于氏所生，1878年生人，嫡出长子。
1913年，他骑马把腿摔坏了，从此落下残疾，走路一直瘸。可腿瘸不影响野心。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他最上心的一件事，就是推着父亲往前走一步——称帝。
袁世凯心里其实一直有个疙瘩：日本方面到底什么态度，袁克定看准了这一点，想出一个办法：编一份假报纸。
《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中文报，袁世凯每天必看。袁克定就纠合了一班人，照着它的刊头、版式，做了一份假的，上面登的全是鼓吹帝制、拥护袁世凯当皇帝的消息，每天偷梁换柱送进总统府。
袁世凯看得高兴，以为日本人那边没问题了，步子越迈越快。
这事后来捅破了，据袁世凯三女儿袁静雪回忆，“假版的《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搞出来的”。
真相揭开那天，袁世凯把袁克定叫来，用皮鞭抽了他一顿，骂他“欺父误国”。
1915年年底，帝制开场，前后只撑了83天。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中死去，他咽气前留下一句“他害了我”。
这话指的是谁，说法不一，但袁克定的“太子梦”，从那天起就碎了。
袁世凯一死，袁家搬进天津，袁世凯在世时在京津置了不少房产，袁克定主持分家，自己分得了天津德国租界威尔逊路的一处宅子。
钱不是小数目，可袁克定花得也快，有人一直怀疑，分家时他除了自己那份，还动了袁世凯存在法国银行的存款。
这话虽没有确证，但他的日子确实一年不如一年。

1935年，他迁回北京宝钞胡同，北平沦陷后，他带着家人、私人医生、厨子，住进颐和园排云殿西边的清华轩，排场还在，账却付不出——据记载，他离园时欠着租金，只能拿收藏的珍玩抵偿。
1937年前后，他过60岁生日，张伯驹去祝寿，送了一副对联：“桑海几风云，英雄龙虎皆门下；篷壶多岁月，家国山河半梦中。”上联还是当年门下龙虎的气派，下联已经是山河半梦。
那时候他吃饭，桌上没有鱼肉，就是窝窝头切片配咸菜。
可据张伯驹回忆，他依然正襟危坐，胸前系着餐巾，还是当年“皇储”的样子。
袁克定这一生，最经得起看的一段，是抗战那八年。
华北沦陷后，日本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想拉他进伪政权，借他的身份去影响北洋旧部。曹汝霖也劝过他，把河南彰德洹上村的花园卖给日本人。
这两件事，搁在一个家产耗尽的人身上，都是“财源”。
袁克定掂量了再三，跟张伯驹说：出任固然有了财源，可也不能因此做汉奸。
据说他还登报声明，说自己有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拒见宾客，后来有人把那张报纸装裱成册页，题诗表彰他的气节。
张伯驹后来感慨过一句：“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实北京沦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道的人不多。”
一个把父亲推上皇位、把家业败光的人，在民族这道坎上，却坚守着了。
张伯驹和袁家是姻亲，他嗣父张镇芳是袁世凯的项城同乡，张镇芳的姐姐嫁给了袁世凯的长兄袁世昌。

但两家平时来往并不多，真正把袁克定接过来是在1948年，当时张伯驹看他家产耗尽、生活越来越潦倒，把他和夫人接到了自己住的承泽园。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初，还发生了一桩小事，当时中共中央进北平，第一站到颐和园，为了安全清了园，袁克定就是这时候被清出清华轩的。
当时毛主席听说赶走游客是为了安全，很不高兴，说：“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像什么样子。”
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大，北大迁入燕园，第二年，张伯驹把承泽园卖给了北大，又在西城给袁克定买了间房，让他们搬过去，照旧接济。
1958年5月，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一任馆长符定一去世，毛主席推荐章士钊接任馆长。
章士钊和袁克定有旧交，他以馆长的身份，在文史馆给袁克定安排了一个名义，按月发生活费。
张伯驹表示：“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资吧。这还是行严以中央文史馆馆长身份，在文史馆给克定弄个名义，按月发下的生活费。”
五六十块，在那年头不算少，够一个老人吃饭穿衣。
不过，在民间一直还流传一个说法：章士钊把袁克定的窘境报上去，毛主席批示“应该照顾其生活”，可笔者在查阅相关史料后，并未发现详细出处，不过能确凿查到的，是章士钊以馆长身份作出的这个安排。
回看他的人生，正应了那句俗话“人生如戏”，他这辈子，前半程押错了宝，把父亲、把自己、把一个国家都推到了岔路上；后半程穷得拿珍玩抵房租，却在最难的那八年守住了底线。
两笔账，一笔也赖不掉；一笔也抹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