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号大清早，北京外城那扇城门“吱呀”一声被撞开，守城门的太监早就没影了。

李自成骑着一匹乌骓马，身上披着玄色龙袍，带着大顺军跟潮水似的涌进了这座立了二百七十六年的帝国都城。

街道两边，老百姓要么躲在门后偷偷瞅，要么扶老携幼站在街角，脸上是懵懵的，又带着点藏不住的盼头——这个从陕西米脂出来的“闯王”，总算要把这“家破人亡、路有冻死骨”的乱世给收拾了。

一、从“均田免赋”到紫禁城的“新朝气象”

1606年，李自成生在米脂县李继迁寨一个穷人家，爹死得早，娘改嫁了，他从小在舅舅家长大，啥苦都吃过，最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啥滋味。

十八岁那年在银川驿站当马夫，后来差事丢了，还因为欠了债被打得浑身是伤，实在没活路了才去投奔起义军。

从崇祯元年（1628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他在这乱世里摸爬滚打了十五年，从个普通小兵混到“闯王”，靠的根本不是运气。

他最知道底下老百姓的难处，在襄阳称“新顺王”的时候，就喊出了“均田免赋”的口号——“均田”让农民看到了有地种的盼头，“免赋”更是戳中了他们被官府刮地皮的痛处。

河南那地方当时流传个民谣：“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就因为老百姓都向着他，他的队伍从几千人一下子就涨到了上百万。

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年号叫“永昌”，接着就兵分两路往北京打。

一路上，大顺军纪律挺严，到哪儿都开仓放粮，减免赋税，连没收的藩王土地都分给农民。

就冲这“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样子，好多地方官吓得赶紧投降，北京外围的明军防线没几天就垮了。

三月十七号，大顺军就兵临城下了，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就是现在的景山）那棵歪脖子树上上吊死了，明朝就这么亡了。

进紫禁城那天，李自成站在太和殿前，瞅着丹陛上的龙椅，眼里闪过点复杂的光。

他没马上坐上去，反倒先下令“礼葬崇祯帝”——用皇帝礼节把朱由检和皇后合葬到田贵妃的墓里，还让人在坟前立了块“明思宗殉国处”的石碑。

他跟身边的将领说：“我虽然是从农民堆里出来的，但这是老天爷给的机会，我得安抚好天下人，得拿真心对老百姓。”

同时还发了《永昌新政诏》，说“各部门官员，干净的就留着，贪赃枉法的就严惩”，连街上做生意的都得按规矩交税，军队老百姓的东西一点都不能碰。

这些做法让北京老百姓暂时松了口气，有人偷偷把门上贴的“顺民”标识摘了，换上了“大顺永昌”的灯笼。

二、42天的狂欢与崩塌：从“闯王”到“流寇”的蜕变

可这份“仁心”啊，就维持了没几天。

后来李自成走进崇祯皇帝住过的乾清宫，看见那堆得跟小山似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他一直绷着的弦一下子就松了。

《明实录》里说，大顺军从宫里搜出的白银有一千七百万两，黄金十四万两，其他宝贝多到数不清。

这些钱就像一剂迷魂汤，一下子就冲昏了他的脑子。

他就开始在宫里喝酒作乐，连崇祯皇帝的那些妃子都给收进了自己的后院，天天跟宫女妃子们唱歌跳舞。

更要命的是，他管不住自己的军队了。

大顺军进了北京，刚开始还能守着“不扰民”的规矩，可没过多久就把草莽出身的毛病给露出来了。

李自成的老兄弟刘宗敏，本来是打铁的，他先带头抢——把北京的大富商吴襄家给抄了，抢了五十万两白银、上千匹绸缎，连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都给占了。

消息传到山海关，本来还在犹豫要不要投降大顺的吴三桂气得跳脚，给李自成回信里骂道：“李贼你僭越称帝，中原没人管了，按理说该好好待我，你却拿我小妾开玩笑？我看你这伙人就是群强盗，还想干大事？”

那时候，牛金星这些谋士提的建议，他根本不听，都扔一边去了。

李岩好几次劝李自成：“得赶紧派人去安抚人心，明确恩威，查核军饷，补充官员，整顿军队，把根本稳住。”他还建议“先招抚吴三桂，答应让他世袭爵位，让他守山海关，挡住清军”，连说自己愿意亲自去山海关劝吴三桂。

可李自成觉得“天下都快是我的了，还怕一个吴三桂？”他不光不招抚，还让刘宗敏去搞“追赃助饷”，对明朝降的官员、有钱商人都严刑拷打，逼他们掏钱。

《明季北略》里说，就北京一个地方，被追赃的官员、富人就有几千人，好多人都被折磨死了，北京城里“哭声震天，老百姓都怨透了，想反了”。

这时候的大顺政权，早就不得民心了。

本来盼着他们的老百姓，看到的不是“均田免赋”的希望，而是跟明朝官员一样贪得无厌的人。

大顺军的纪律也彻底乱套了，士兵们在街上抢女人、勒索钱，有的大白天就抢铺子，晚上还杀人抢东西。

李自成不是不知道，他也想管管军队，可刘宗敏直接抗命：“皇帝能坐金銮殿，我们为啥不能享受享受？”就这么上面带头坏，下面跟着学，大顺政权很快就管不住北京了。

三、山海关的惨败与九宫山的落幕

四月十三号，李自成总算决定亲自去打吴三桂了。

他带了十万大军，还押着崇祯太子朱慈烺和吴三桂的爹吴襄，大张旗鼓地往山海关去了。

出发前，他可能还想着“一举把吴三桂灭了”，毕竟大顺军有上百万，吴三桂才五万关宁铁骑。

可他没料到清军的心思那么深。

这时候的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带着八万八旗兵，早就等着要动了。

他本来想趁着明朝亡了进关，听说李自成进了北京，就赶紧往这边赶。

就在大顺军和吴三桂在山海关一片石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多尔衮带着清军突然从旁边杀出来了。

没防备的大顺军一下子乱了阵脚，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本来就厉害，这时候又抱着报仇的心思，杀得特别猛。

李自成在高地上看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清军会突然冒出来，更没想到自己十万大军败得这么快。

四月二十九号，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忙忙登基，改年号“永昌”，然后就乱糟糟地逃出了北京。

他把抢来的金银财宝都带走了，却留下了一座没人待见的空城。

清军五月初二进了北京，多尔衮“檄告天下”，说要“给崇祯帝报仇”，很快就稳住了北方的局面。

逃出北京后，李自成的大顺军一路往南跑，士气低，军饷也不够。

他想在河南、湖北这些地方重新招兵买马，可老是被清军和南明军队打败。

1645年五月，他带着二十多个骑兵到了湖北通山县的九宫山，想找村里的人弄点粮食，结果被当地一个叫程九伯的地主武装给认出来了。

乱哄哄的时候，李自成被村民用锄头砸中了头，当场就死了，才三十九岁。

四、历史的回响：农民起义的“局限性”

李自成的失败，不是碰巧，是必然的。

他是个优秀的军事领袖，可算不上合格的政治家。

他的“均田免赋”口号，虽然老百姓特别拥护，可没具体的实施办法——怎么量地？怎么分地？没有制度跟着，最后就成了一句空话。

进了北京之后，他和他的起义军被胜利冲昏了头，把抢东西当成“应该的”，把当官的当成“仇人”，这种眼光短、手段野，让他们很快就管不住新占的地方了。

历史学者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里分析说：“李自成的悲剧，就是没跳出农民阶级的局限。

他能推翻旧王朝，却建不起新秩序。”

从崇祯元年到顺治二年，农民起义军从“到处打游击”变成了“建立政权”，可最后还是因为没长远计划、自己人闹矛盾、外面还有厉害的敌人，才失败了。

站在三百年后的今天回头看，李自成在北京待的那42天，就像一场又亮又短的烟火——照亮了乱世里老百姓对“免赋均田”的盼头，也让人看到底层政权在权力面前的脆和迷茫。

他的故事，到现在还在告诉我们：民心是最关键的政治，有稳定的制度和清醒的自我认识，才能长久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