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7日晚上十点,以色列第26届议会选举的投票结束了。
投票站刚关门那会儿公布的出口民调让反对派那边看着挺高兴,埃森科特领导的阵营加上盟友预计能拿到53个席位,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只有50席。
但计票往前走,到了93%的时候数字变了。
执政联盟拿到53席,反对派掉到48席,阿拉伯政党联盟拿了19席,成了议会里的第三大力量,这个结果的意思是,没有任何一个阵营摸到61席的组阁门槛。
利库德党自己拿了27席,是议会里单个最大的党,所以组阁这件事得先让内塔尼亚胡来试。
选前那会儿他确实不好过
内塔尼亚胡在投票前那段时间的处境,用四面楚歌来形容不算夸张,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打进以色列境内,造成大约1200人死亡,还有251人被带进加沙地带。
这是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以色列本土遭遇的最严重安全事件。
反对派和相当一部分选民认定,情报部门事先给过警告,内塔尼亚胡政府没有做出反应,事后又拒绝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来查这件事。
再加上拖了好几年的腐败案件,以及一部分选民对他连续执政十八年产生的疲劳感,民调数字对他很不利。在“谁更适合当总理”这个问题上,艾森科特一度以44%对38%领先内塔尼亚胡。
在我看来,腐败案和执政疲劳这些东西,在以色列选民心里的分量被外界高估了。
一个长期处于安全焦虑中的社会,对领导人的道德瑕疵有很强的容忍阈值,前提是这个领导人被认为在安全上靠得住。
10月7日之所以致命,不是因为死了多少人,而是因为它动摇了“靠得住”这个判断。内塔尼亚胡后面的所有操作,都是在重建这个判断,而不是在洗清责任。
他把话题从责任挪到了报复
内塔尼亚胡没有在“谁该为10月7日的失败负责”这个问题上跟人纠缠,他的做法是把选民的注意力从“谁弄砸了”引到“谁在报复”上面。
以色列社会在安全议题上的底色偏右,跟周边阿拉伯国家长期敌对的状态让选民对生存威胁高度敏感。
内塔尼亚胡在竞选最后阶段反复传递的信息是:加沙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了巨大破坏,对哈马斯的打击是实实在在的成果,如果换人来做,这些成果可能就保不住。
这个说法在情绪上比分析性的语言管用得多,选民当然记得10月7日的事情,但在“谁更能打”这个问题上,他们倾向于选那个已经打过的人。
依我看,这套策略能奏效,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以色列选民并不需要一个“没犯过错”的总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犯了错之后还能把对方打得更狠”的总理。
内塔尼亚胡的聪明之处在于,他默认了错误,然后把错误变成了报复的许可证,反对派想让他为错误付出代价,他却让选民相信,只有他才有资格替选民讨回代价。
反对派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
反对派的问题出在定性上,艾森科特是前国防军总参谋长,他的两个侄子在加沙的战斗中阵亡,他完全有资格批评内塔尼亚胡。
但他把“阿克萨洪水”行动定性为以色列的“战略失败”,这句话在事实层面站得住,在政治层面却是致命的。
一个整体偏右的社会不愿意听到自己的国家被描述为战略上的失败者,那些摇摆的极右翼小党听到这句话之后,反而把票投给了内塔尼亚胡。
反对派本来有一条现成的路可以走:阿拉伯政党联盟拿了19席,如果艾森科特愿意跟它们合作,凑够组阁需要的票数完全有余地。
但艾森科特多次公开表示他要的是纯粹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府”,哈马斯必须被定义为恐怖组织并彻底消灭,这条红线把阿拉伯政党挡在了外面,反对派自己把最现实的一条路堵死了。
阿拉伯裔投票率上去之后
这次选举里阿拉伯裔政党的表现确实突出,一共拿了19席,投票日当天阿拉伯裔选民的投票热情比以往高,投票率达到大约80%,是几十年来最高的一次。
内塔尼亚胡的团队抓住这一点向右翼选民喊话,说阿拉伯选民正在大批涌向投票站。
这个说法在右翼选民那里产生了效果,原本可能因为腐败案或者疲劳感而不打算投票的人,被“票不投出来就是给别人送总理”这句话拉回了投票站。
整体投票率冲到77.7%,是1999年以来最高的一次,内塔尼亚胡在最后一周跑遍各大市场,用最直接的方式提醒右翼选民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
说实话,阿拉伯政党这19席的增长,表面上看起来是阿拉伯裔政治力量的一次突破,实际上却成了内塔尼亚胡最顺手的动员工具。
一个群体的政治参与度上升,在正常的政治逻辑里应该意味着影响力的扩大,但在以色列当前的政治结构里,它反而触发了另一个群体的防御性动员。
这种机制不是内塔尼亚胡发明的,但他比谁都清楚怎么用它。
伊朗那张牌还在桌上
选举之外还有一条线在同时推进。选前有消息披露,内塔尼亚胡跟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之间发生了严重对抗。
内塔尼亚胡下达了一项军事行动指令,扎米尔拒绝执行,以军高层担心国防军被用来给总理的选情服务。
与此同时,美方情报显示美军已经做好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准备,目标可能包括伊朗的核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
内塔尼亚胡一直在推动这件事,美方要求推迟到政府做好准备之后再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专家在分析中指出,如果组阁陷入僵局,看守政府总理手里握着完整的安全决策权,但缺乏足够的外部约束,这种情况下出现军事冒险行动的可能性会上升。
最后我想说,伊朗这张牌之所以危险,不在于它会不会被用,而在于用它的人不需要为后果承担选举责任。
看守政府总理的身份让内塔尼亚胡可以在组阁谈判期间继续掌握军事决策权,而任何针对伊朗的行动都会在短期内制造一种“战时团结”的氛围,这种氛围对正在谈组阁的人来说是一种隐形的筹码。
艾森科特在出口民调出来后警告要防范内塔尼亚胡发动潜在的军事打击,这个警告本身说明,在以色列政坛内部,这张牌的可信度已经不需要讨论了。
按照以色列法律,正式选举结果最迟在11月4日公布,之后各党派有最多四十二天的时间来谈组阁,如果谈不拢,以色列就要重新选举。
在这段时间里,内塔尼亚胡作为看守政府总理继续掌握着军事决策权,跟着美国对伊朗动手,对他来说是一张可以向选民展示强硬姿态的牌。
这张牌打出去的效果,取决于组阁谈判的进展,也取决于美国那边什么时候下决心。
内塔尼亚胡这次活下来,靠的不是选民原谅了他在10月7日事件中的责任,而是选民在“谁更能报复”这个问题上给出了答案,反对派输在把一场情绪性的选举当成了一次理性的政策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