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以公开的司法裁判文书原文为依据，案号：（2025）某民初17XX号。仅作普法学习，非法律建议，无任何引导医患对立的倾向。内容为：2024年6月，年仅八岁的女孩李某乙因呕吐、头晕前往当地妇幼保健院就诊，接诊医生在未进行全面神经系统体格检查的情况下，草率诊断为肠胃炎并安排输液。随后，患儿被转至Y市某医院全力抢救，虽经多学科会诊并确诊为新冠感染合并脑干脑炎、爆发性脑水肿等极其凶险的急重症，但终因病情进展过于迅猛，家属最终含泪选择放弃治疗并将孩子接回家中，不久后不幸离世。

【原告陈述】

2024年6月1日11时左右，患儿李某乙因当天清晨呕吐、头晕、头痛到妇幼保健院就医。妇幼保健院接诊医生根据原告口述病情，临床诊断肠胃炎，在进行了血常规、C反应蛋白测定、微量血糖及电解质检测后；

接诊医生没有对患儿家属进一步了解病情及未对患儿进行神经系统体格检查就草率西医诊断患儿病情为肠胃炎，并安排输液治疗，输液药物为葡萄糖、维生素B6。在输液过程中，13时40分患儿李某乙突发抽搐症状，接诊医生注射地西泮进行处理。此后，患儿病情急转直下，陷入昏迷状态。

直至当天14时48分，妇幼保健院才安排救护车将患儿转出。但在救护车上，医护人员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致使患儿在病情危重的情况下未能得到及时救治。原告之女李某乙于15时50分才被送至某医院救治。

由于妇幼保健院的误诊，未能及时针对患儿病情进行有效治疗，且转诊过程中延误救治时机，导致患儿虽经上级医院全力医治，仍于2025年6月3日10时55分医治无效死亡。

【被告妇幼保健院辩称】

妇幼保健院的诊疗行为符合规范，患儿李某乙2025年5月31日出现呕吐，6月1日就诊，根据询问病情，诊断为肠胃炎，符合诊断标准，并及时联系转诊，交接120救护车，转至上级医院就诊。但因患儿的病情发展迅速，妇幼保健院没有CT，无法对患儿做出更进一步的诊疗，也没有办法对病症做出准确判断。

鉴定时，根据某医院提交的病历资料，可以证明患儿到达某医院后，立即行颅脑CT检查，诊断是中心性脑病，妇幼保健院受限于无CT检查等医疗设备，在患儿转诊前是不能够做出准确判断的，仅能够做到初步的诊断与治疗。妇幼保健院在初步处置患儿之后，在现有条件下于1小时之内完成了转诊，鉴定意见未认定构成转诊延误。

患儿死亡原因不明，在鉴定意见书中，明确表达了患者死亡，未经尸检，确切死因难以明确。专家组仅推测患儿因脑干炎、脑水肿、脑疝死亡的可能，但该可能并不是准确的死亡原因。在死亡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专家组仅依据妇幼保健院的诊断进行推导，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患儿的病情是导致死亡的重要原因，在鉴定意见中明确表述了：患儿急骤起病，爆发性脑水肿，病情进行性加重，病情凶险，存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及脑干脑炎，该病死亡率极高，救治困难。就算是妇幼保健院在诊断时评估正确使用了鉴定意见当中提到的甘露醇等药物进行控制，也难以避免患儿进行XXX情加重，患儿死亡的结果。

【鉴定结果】

诊治过错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原因力。

【法院认为】

虽妇幼保健院在死者李某乙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对患儿查体、观察、评估不到位，治疗不全面的过错，一定程度上延误了治疗，但李某乙的死亡也与病情严重程度及疾病进展急骤有关，李某乙疾病的自然进程是死亡的主要原因，妇幼保健院的诊疗过错是次要原因。

某医院虽存在脑水肿处理欠缺，但其过错与李某乙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某医院不应承担责任。综上，根据法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李某乙患病情况、死亡原因，以及妇幼保健院的过错行为等因素，本院确定妇幼保健院承担25%的责任。

【判决结果】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判决，被告T县某赔偿257420.98元。

【案例警示】

本案为医疗机构的风险防控与患方理性维权提供了深刻的法律启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而言：强化急危重症早期“红旗征”识别 儿科患者表达能力有限、病情演变迅速。基层医护人员在接诊以呕吐、发热、头痛等非特异性症状就诊的患儿时，必须严格执行基本生命体征测量与系统查体常规。

一旦患儿出现精神萎靡、嗜睡或惊厥等中枢神经系统受累表现，应保持高度警惕，在第一时间完善降颅压等抢救措施并规范记录，杜绝因单纯依赖主诉导致病情误判，确保在转诊前筑牢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医学是一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与局限性的科学，爆发性脑炎等重症疾病的转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病原毒力与机体免疫反应的剧烈程度。当发生医疗不良后果时，患方应保持理性，依托客观病历资料与专业司法鉴定程序厘清责任，在法治框架内准确界定各级医疗机构的注意义务边界，合法合规地维护自身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