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今天不说大道理，就讲讲一个老党员的旧木箱。

这箱子放在家里角落好些年了，黑黢黢的，锁头都生了锈。主人走后，子女收拾遗物，本想擦擦灰留个念想。挪动时，听见里头有纸张摩擦的细微声响。撬开那早已不灵光的锁，里头整整齐齐码着几摞旧衣服，最底下是军装和工装，洗得发白，领口袖口的针脚细密。当衣物被小心取出，箱底竟露出一个薄薄的夹层。

轻轻揭开，一沓用牛皮纸仔细包好的纸片，静静躺在那里。

纸已经黄了，脆了，稍不留神就会碰碎边角。那是整整一百零六张捐款收据。希望工程、春蕾计划、老区扶贫、灾区援助……收款单位不一，金额从几十元到几千元，时间跨越二十余载。许多署名，只是“一名老党员”，或化名“沈一洛”。

箱子主人叫沈因洛。这个名字，在湖北的老一辈人口中，和“武钢”、“省委”这些词联系在一起。但更深的印象，是“那件总也舍不得换的旧夹克”，和那句他常挂在嘴边、让身边干部脸红心跳的大白话：

“领导一大方，风气就变坏。钱要用在正地方，用在发展和群众身上，不能用在享受上。”

他自己，用整整一生，把这句话刻进了骨子里。

第一章 奔赴延安：从医学生到“战地书生”

1937年的秋天，江南水乡的空气里满是硝烟味。苏州一个医科学堂里，17岁的沈因洛合上了手中的《人体解剖学》。窗外，逃难的人群拖家带口，面色仓惶；远处，隐约有闷雷般的炮声传来。老师昨天含泪告诉大家，学堂办不下去了，日本人就要来了。

同学里，有的打算回家避难，有的想往更南边跑。沈因洛坐在床沿，沉默了很久。他想起早逝的母亲，想起家徒四壁的艰辛，想起学医时“济世救人”的念头。可如今，救人先得救国。他打开自己的粗布包袱，把几本最珍爱的医书压在最底下，上面叠上两件打着补丁的换洗衣裳，一块硬邦邦的干粮。最后，他把一本薄薄的、辗转传阅来的《西行漫记》塞进怀里。

“我去延安。”他对同屋的伙伴说，声音不高，却斩钉截铁。

伙伴惊了：“延安？几千里地！路上全是关卡，还有鬼子、土匪！你去送死吗？”

“不去，才是等死。”沈因洛把包袱系紧，“那里有能救中国的道理。我想去听听。”

路途的艰险，远超这个年轻学生的想象。白天躲躲藏藏，夜里摸索赶路。喝过稻田里的生水，吃过讨来的残粥。遇到过伪军的盘查，机警地扮作投亲的难民混过；也遇到过真正的土匪，抢走了他最后一块银元，却对那几本旧书嗤之以鼻。最危险的一次，他躲在废弃的砖窑里，听着日本兵的马蹄声和叫骂声从窑口外不到十米处掠过，大气不敢出，手心里全是冷汗。

支撑他的，是怀里那本越来越破的《西行漫记》，和心中那团越烧越旺的火。他想看看，书里写的那个平等、充满希望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

1938年，历经跋涉的沈因洛终于站在了延安的黄土坡上。当他看见那些穿着同样粗布衣服、腰间扎着皮带、笑容却无比明亮的人们时，一路的风尘和恐惧瞬间化成了滚烫的泪水。同年，在宝塔山下的一孔窑洞里，他举起右拳，许下了为之奋斗一生的誓言。

他被分配到八路军129师。因为有些文化，当了连队的文化教员兼卫生员。战士们喜欢这个白净又认真的“小先生”，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个“书生”不止会教认字、包扎伤口。

百团大战期间，连队奉命阻击日军增援。战斗惨烈，弹药将尽时，日军又一次嚎叫着冲上来。指导员已经牺牲，连长红了眼，端起刺刀就要带头反冲锋。这时，沈因洛一把拉住连长，指向侧面一道被炮火炸出的陡坡：“连长，从那绕下去，捅他们侧腰！正面我来吸引！”

不等连长反应，沈因洛抓起身边牺牲战友的枪，冲到阵地前一块巨石后，用并不熟练的姿势，开始一枪一枪地射击。子弹嗖嗖地打在石头上，溅起一片白烟。日军果然被吸引，火力集中过来。连长趁机带人从侧翼猛扑下去，瞬间打乱了敌人的阵脚。

战斗结束后，连长看着沈因洛被硝烟熏黑的脸和震裂的虎口，用力捶了他一拳：“好你个‘书生’，胆子不小！”沈因洛只是憨厚地笑了笑，转身就去照料伤员了。从那时起，再没人把他当成需要保护的“文化人”。战火与鲜血，将这个江南学子淬炼成了真正的战士。他随身带着的小本子上，不再只是生字和歌词，更多的是战斗记录、战友遗言，以及他对如何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的、越来越清晰的思考。第二章 “铁帅”炼成：高炉旁的“学生”总经理

1961年春节，沈阳的家里刚飘出饺子的香气。时任某军工企业负责人的沈因洛，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放下话筒，他沉默了几分钟，对正在调馅的妻子曹俊敏说：“收拾一下，我去武汉。”

“武汉？大过年的，去做什么？不能等两天？”妻子不解。“等不得。”沈因洛已经起身去拿军大衣，“去武钢。工作调动。”“武钢？”妻子更诧异了，“你一个当兵出身的，懂炼钢吗？”

这个问题，是所有知道这项任命的人心里的疑问。沈因洛自己也没底。但他只说了三个字：“学就会。”

大年初三，他踏进了武汉钢铁公司的大门。迎接他的，不是捷报，而是一堆难题：设备故障频发，生产的钢锭合格率低，因为质量不过关，被业内戏称为“豆腐钢”。工人士气有些低落，技术骨干青黄不接。更重要的是，国家正处困难时期，却还要挤出宝贵外汇进口优质钢材，这像一根刺，扎在每个钢铁工人的心里。

沈因洛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他换上从部队带回的、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戴上一顶柳条安全帽，直接下了车间。炼铁厂的高炉前，热浪灼人，巨大的声响震耳欲聋。老师傅们看到一个陌生面孔在炉前久久站着，观察着铁水的颜色和火焰的形状，还掏出小本子记录。

“那是谁啊？新来的技术员？”有人嘀咕。“不像，年纪不小了，那做派像个干部。”几天后，工人们才知道，这个一脸认真、追着人问“为什么”的“学生”，竟然是新来的总经理。

沈因洛的学习方法是“贴身紧逼”。他拜当时的炼钢专家、劳动模范李凤恩为师，恭恭敬敬地叫“李老师”。白天，李凤恩在哪，他就在哪，看操作，问原理。晚上，他钻进宿舍，啃那些砖头厚的《钢铁冶金学》《轧钢工艺》。他让总务处在1号高炉不远的值班室旁，隔出一个小角落，放了一张硬板床。从此，他经常住在厂里。深夜，工人们下中班，还能看见他那间小窗透出灯光；清晨，上早班的工人，又能看见他在高炉边转悠。

“沈经理，您这么熬，身体受不了。”办公室主任心疼地劝。“睡不着啊。”沈因洛望着熊熊燃烧的炉火，“国家等着好钢用，咱们却炼不出，躺在床上，心里头发慌。”

他的“抠”也从这时出了名。公司有辆配给他的旧轿车，他很少坐，上下班经常骑一辆哐当作响的自行车。午饭和工人一起在食堂排队，打一份青菜，两个馒头。那件后来闻名遐迩的旧夹克，也是这时开始“服役”的。肘部磨薄了，妻子用同色的布在里头垫着缝好；袖口开了线，仔细锁上边。他说：“挺好，暖和，做事也方便。”

但他在另一些事上，却“大方”得让人吃惊。看到职工宿舍区用水紧张，家家户户要挑水，他亲自调研，很快拍板扩建水厂。发现工人上下班的路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他协调力量修起了水泥路，还开通了接送班车。他力主设立技术革新奖，谁有好的改进建议、谁攻克了生产难题，都能拿到实实在在的奖励。工人们说：“沈经理的心，‘公’得很，钱都花在咱工人和厂子身上了。”

真正的“大考”在1972年。国家决定举全力从德国引进当时世界先进的“一米七”冷轧、热轧成套设备。这是改变中国钢铁工业面貌的关键一战，沈因洛被任命为引进和建设工程的总负责人。

谈判桌上，德国专家态度傲慢，技术转让费开价极高。沈因洛带着中方技术人员，白天谈判，晚上彻夜研究资料、核算数据。他把德方提供的厚厚一摞技术资料，一页页吃透，找出其中可议之处。有时为了一个参数、一项工艺的细节，他能和对方争论几个小时，有理有据，寸步不让。几个月的谈判下来，他的嗓子一直是哑的，眼里布满血丝，但最终，硬是为国家节省下了一笔巨额外汇。

设备来了，安装调试更是难关重重。他再次把铺盖卷搬到工地指挥部，和工人们一起熬夜。外国专家调试失败时，他鼓励中方技术人员大胆上手，组织攻关。1978年，“一米七”轧机终于成功轧出第一卷合格的、银亮闪烁的冷轧薄板。当那卷薄板被天车吊起，缓缓移动时，整个车间沸腾了！老工人扑上去摸着光滑的板面，泪流满面。中国不能生产优质薄板的历史，就此终结。武钢一跃成为世界级的钢铁企业。

那一刻，站在欢呼的人群中，沈因洛悄悄背过身，用手背擦了擦眼角。人们从此心悦诚服地叫他——“铁帅”。第三章 主政荆楚：“不像官”的省委书记

1982年，62岁的沈因洛被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很多人觉得，这年纪了，是去“站好最后一班岗”。可沈因洛的“班”，站得让所有人耳目一新。

上任第一天，他就对身边工作人员立了三条规矩：一是他的办公室不放任何盆景、摆件；二是汇报工作要简短，不准照本宣科；三是他下乡调研，不准提前打招呼，不准搞层层陪同，不准设宴接待。

他的办公室，是一间十多平米的老房子，白墙，水泥地。一张旧办公桌，一把藤椅，两个书架，一对接待用的旧沙发，此外再无他物。夏天，武汉酷热难当，这间屋子像个蒸笼。秘书提议装个空调，那时窗式空调还是稀罕物。沈因洛坚决不同意：“下面车间工人，几十度高温下干活，我这有穿堂风，比他们强多了。”

他下去调研，经常是“突然袭击”。一辆老式吉普车，带上相关厅局的负责人和记者，说走就走。到了县里，不让县委领导陪，直接往村里钻。车开到不能开的地方，就下车步行。他喜欢蹲在田埂上，和正在干活的农民聊天。卷起的裤腿上常常沾着泥巴。

“老乡，今年收成咋样？”“公粮重不重？”“娃娃上学方便不？”“对干部有啥意见？”

问题朴实直接，记录用的是随身带的小本和铅笔。农民开始不知道他是谁，看他年纪大，态度和蔼，都愿意说真话。等他走了，才知道那是省委书记，往往大吃一惊：“那是省委书记？一点架子都没有！跟咱老农民一个样！”

他对家人和身边人的要求，严格到近乎“苛刻”。妻子曹俊敏本来可以随调武汉安排工作，沈因洛担心别人通过他老伴办事，硬是劝说老伴提前办理了离休。小女儿从外地来看他，下了火车坐公共汽车到省委门口，再步行进来。司机看不过去，说：“沈书记，我去接一下吧？”他说：“不用，她认识路。”

孙女大学毕业，想在武汉找个工作。家里亲戚觉得，老爷子只要稍微暗示一下，哪个单位不抢着要？沈因洛知道后，把儿子叫来，板着脸说：“告诉她，自己的路自己走。把档案送到人才交流中心去，凭本事考。谁敢打着我的旗号给她安排工作，我处分谁！”

他的廉洁是“透明”的。有一次，一位老同事来看他，带来几把湖北特产的通山藤椅，做工精致，坐着凉快。沈因洛确实喜欢，在手里摩挲了很久。客人走后，他立刻让秘书去打听市价，然后按照价格，从自己工资里拿出钱，让秘书务必寄还给那位老同事。秘书说：“老领导，朋友送的土特产，不算什么吧？”他严肃地说：“今天收把椅子，明天就敢收更贵的。这个头，不能开。”第四章 夕阳静燃：木箱里的秘密与最后的馈赠

1995年，沈因洛正式离休。离开办公室那天，他把桌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所有个人物品带走，公家的信纸、铅笔，一支都没拿。有关部门提出为他保留一间办公室，方便看书看报，他婉言谢绝：“退下来就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再占用公家的资源。”

离休生活，他过得极其简单，也极其低调。那件旧夹克依然是他的“标配”，只是补丁更多了。他经常一个人骑着旧自行车，去菜市场买菜，和小贩唠几句家常，为几毛钱认真地讨价还价。在街坊邻居眼里，这就是个节俭、和气的普通老头，没人知道他过去的身份。

所有的“秘密”，都藏进了那个老木箱。

每年年初，他都会从离休金里，固定留出一笔钱。然后，他戴上老花镜，翻阅报纸，看到哪里受灾了，哪里的孩子上学困难了，哪个老区需要帮扶了，他就找出对应的地址。他仔细填写汇款单，在附言栏里，有时写“捐给孩子们读书”，有时写“一名老党员的心意”。汇款人姓名，他有时写“沈一洛”，有时干脆写“党员”。邮局的工作人员对这个经常来汇款、衣着朴素的老人早已熟悉，但从未深究他的身份。

每汇出一笔，他就把那张小小的、绿色的汇款收据，拿回家，抚平，和他之前收到的一些感谢信、证书（他要求对方不必寄）一起，用牛皮纸包好，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木箱的夹层里。这件事，他连相濡以沫的老伴都没有告诉。在他看来，这只是尽一个党员的本分，不值一提。

而他对于生命终点的安排，更显彻底。早在1983年，他看到关于遗体捐献的倡议，就毫不犹豫地签了名。2005年，85岁的他，正式向家人提出了这个要求，并去公证处办理了公证。

家里顿时“炸了锅”。老伴曹俊敏第一个反对，泪流满面：“老沈啊，咱们苦了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最后走了，总得留个全尸，入土为安，将来孩子们也有个祭拜的地方啊！”子女们也纷纷哀求，认为这样太过“绝情”。

沈因洛把全家叫到一起，心平气和地说：“你们听我说。人死如灯灭，烧了，埋了，也就没了。把身体捐给医学院，让医学生们能在真正的身体上学习，将来他们成了好医生，能救多少人？这是发挥最后一点作用。我这一生，吃了人民的饭，穿了人民的衣，最后把身体还给人民，还给社会，心里踏实。”他握着老伴的手，“不占地，不留坟，干干净净。我的魂，永远陪着你们。”

看着他平静而坚定的眼神，家人们知道，他决心已定。最终，他们含泪在公证书上签了字。

2016年2月20日，沈因洛走完了96年的人生。依照他的遗愿，没有追悼会，没有遗体告别，没有墓碑。他的遗体被直接送往武汉大学医学院。他的名字，被镌刻在石门峰武汉市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上，和千百名普通的奉献者并列在一起。

直到此刻，家人打开那个旧木箱，才真正窥见他内心深处那片广阔而炽热的天地。那一百零六张收据，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离开工作岗位后，继续履行“为人民服务”誓言的无声见证。而遗体捐献，则是他对自己“彻底奉献”哲学的最后、也是最彻底的践行。结语：一件旧夹克的重量

沈因洛的故事，似乎离我们这个追求效率、关注流量的时代有些遥远。他没有留下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有的只是一件打补丁的旧夹克，一辆破自行车，一箱子捐款收据，和一个捐献遗体的公证。

但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讲他的故事？

因为他用一生，为“干部”二字做了一个纯净的注解：干部，不是身份，不是待遇，而是责任；权力，不是享受的工具，而是奉献的担子。他的“小气”与“大方”，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线——对自己和家人的利益，斤斤计较，分毫必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对群众的疾苦，却慷慨无私，倾尽所有。

那句“领导一大方，风气就变坏”，听起来刺耳，却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上行下效。领导的作风，是风向标。当领导把心思和资源用在讲究排场、追求享受上，必然带坏一方风气，疏远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真正的“大方”，应该是对使命的担当，对事业的投入，对百姓的深情。

在物质条件已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未必需要再去穿打补丁的衣服。但沈因洛身上那种对信仰的坚定、对人民的赤诚、对权力的敬畏、对物质的淡泊，那种“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品格，却永远不会过时。

那个旧木箱里的收据，很轻，一沓纸而已；也很重，因为它承载的是一个共产党人金子般的初心。那件旧夹克，早已破旧，却为我们竖起了一面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

这面旗帜上写着的，或许就是：何为公仆，何以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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