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镇政府办公室，空气仿佛凝固了。杜涛拿着刚刚写完的两篇文章，兴冲冲地走进来。

他刚在月海买了地，连未来房子的卧室位置都想好了，甚至拉着李秋萍的手在未干的水泥地基上按下手印。

在他的想象中，自己的报道将引发社会讨论，同时也让濒临停刊的“月海专栏”起死回生。

李秋萍看完文章后，脸色由晴转阴。

她太清楚文章里提到的“工厂人数超标”和“城市建设费”意味着什么。

月海的发展就像在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郑德成看完稿子，沉默良久，最终重重叹了口气，将已经拿出来的公章又锁回了抽屉。

那个金属碰撞的清脆声响，宣告了杜涛所有希望的破灭。

“你这文章里写的东西，在我们月海从来都没发生过。”郑德成试图解释，却被李秋萍打断了。

她拉着杜涛走出办公室，道出了残酷的实情：“目前的月海正在发展中，有些政策也是在实验中，所以还未成熟之前只能做不能说。”

她的声音很轻，却字字千斤。

李秋萍比任何人都清楚月海的处境，这个从五个小渔村组成的荒芜滩涂上建立起来的新镇，没有国家一分钱拨款，全靠靠土地有偿使用、吸引万元户落户才凑齐启动资金。

“七上八下”的，指的是工厂员工数不能超过七人，这是当时全国通行的规定。但月海的刺绣厂、印刷厂要发展，要解决就业，就必须突破这个限制。

月海镇的做法得到了省里某些领导默许的“实验权”，但绝不能公开讨论。一旦杜涛的文章发表，被有心人抓住做文章，后果不堪设想。

“高雪梅的厂子会被贴封条，那些工人们都会喝西北风，杨奶奶的生活也会没有希望。”李秋萍向杜涛解释时，眼中闪着泪光。这位女镇长肩上扛着的，是全镇百姓的生计。

可杜涛听不进去，他满脑子都是专栏要停刊了，自己的工作要保不住了。从满怀希望到被泼冷水，他的落差感拉满，愤怒地开车离去，甚至在途中撞上了树。

在杜涛看来，李秋萍的不支持，意味着他在她心中的地位还不如月海的那些规则。他曾五次追求李秋萍才成功，如今却觉得“做李秋萍的男朋友真的很累”。

这种累，源于两人价值观的根本冲突。

杜涛想要的是揭露真相、引发轰动的报道，这能为他赢得职业声誉，甚至可能换来去上海发展的机会。

而李秋萍要守护的，是一个正在蹒跚学步的新生城镇，是成千上万农民改变命运的希望。

分手时，杜涛甩开李秋萍的手，抱怨道：“就因为李秋萍口中那个万一，《月海专栏》已经没有了，他觉得自己的事业在李秋萍眼里微不足道。”

他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真想保住专栏，作为镇长的李秋萍、书记郑德成以及月海的干部群众，本可以一起想办法。

但杜涛选择了一条最极端的路，坚持发表那两篇可能毁掉月海的文章。

杜涛的悲剧在于，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理解月海，也没有真正理解李秋萍。

他对李秋萍的好，被观众解读为“取悦型”的爱，当这种取悦换不来对等的支持时，他的真实面目就暴露了。

杜涛的内心深处，潜藏着不被察觉的大男子主义。

李秋萍已经成为一镇之长，而他还只是一个小记者。这种地位落差让他焦虑，他急需通过职业上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维持心理平衡。

月海的“真相”成了他往上爬的垫脚石，至于这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似乎并不在意。

从剧情预告看，杜涛并未罢休，为了能去上海发展，他又写了一篇文章，《高速发展还是贪腐的温床？》。

这篇文章发表后，郑德诚被带走调查，月海城市建设的账户被冻结，整个月海的建设被按下了暂停键。

杜涛用笔为武器，最终伤害了最爱他的人，也伤害了月海成千上万渴望改变命运的百姓。

如今，李秋萍的办公室里，那张月海城市规划图依然挂在墙上。郑德诚锁上公章的那个抽屉，很少再打开。

月海镇的建设一度因杜涛的文章而停滞，但最终又顽强地继续下去。

杜涛去了上海，追寻他的记者梦，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时，他会不会想起在月海未干的水泥地基上，与李秋萍一起按下的那对手印？

有些印记，时间抹不去；有些裂痕，再高明的笔墨也修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