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们讨论“为发动侵略战争，日本的惯用伎俩是什么？”这个问题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我们当下应对日本的疯狂挑衅，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并打赢这场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具有重大的参考作用。

我们从日本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到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这40余年间，一步步推进侵华计划的整个过程，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惯用伎俩就是：先编造一个冠冕堂皇的虚假借口，再借机寻衅发难，就此发动侵略战争。

北洋水师（油画）

日本在明治维新中确立“大陆政策”后，就把侵略的主要目标指向了中国。

为了规避国际社会的谴责，也为了麻痹中国军民的警觉，日本每次发动侵华军事行动前，都会蓄意编造一些看上去冠冕堂皇的虚假借口，比如，将它的侵华军事行动包装成“自卫，护侨，维护权益”等等披着合法外衣的借口。

日本从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到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这40余年间，这个惯用伎俩一直没变过。

而且这种伎俩变得越来越无耻，越来越直接，越来越严密，从最初的借他国事端来强行介入，发展到后来，干脆赤裸裸地主动策划事端，嫁祸给中国，以挑起战争。

以“朝鲜的存亡”为借口，挑起旨在侵华的甲午战争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向宗主国清朝求援。

日本当局认为这是发动侵华战争的绝佳机会，先是假意劝清政府出兵，暗地里却在国内紧急调度军队，为发动侵华战争做准备。

当清军于6月份进驻朝鲜牙山后，日本当局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大举向朝鲜增兵，其兵力远远超过清军。

而且，进驻朝鲜的日本军队还迅速占据了汉城等战略要地，形成对清军的军事包围。

这时，朝鲜东学党起义已经被平息，清政府提议，中日双方军队同时撤出朝鲜，却遭到日本断然拒绝。

而且，日本反过来蹬鼻子上脸，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无理要求，它的真实意图是要通过控制朝鲜进而入侵中国东北。

清政府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但此时，日本马上恬不知耻地迅速采取行动，于7月23日攻占朝鲜王宫，扶植傀儡政权，并逼迫朝鲜断绝与清政府的宗藩关系， 还“委托”日本驱逐驻扎在朝鲜的清军。

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对中国北洋水师发动攻击，并击沉清军运兵船，造成清军近千名官兵殉国。

事后，日本恶人先告状，对外宣称，这次冲突是因为清军挑衅在先，日本舰队是正当防卫。

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但此时战争的主动权已经掌控在日本手中，爆发战争完全在它的预谋当中。

日本发动这次甲午战争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通过战争迅速摧毁清政府的北洋水师，削弱清政府在东亚的影响力，为下一步侵略中国铺路。

甲午战争后期，日军占领旅顺后，制造了灭绝人性的、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

面对国际舆论的指责，日本拒不承认，还编造谎言，说是因为清军士兵伪装成平民袭击日军，日军的军事行动是为了维护军纪和秩序。

甚至无耻地贿赂西方记者，发布虚假报道，以掩盖大屠杀的真相。

日本发动侵华的甲午战争，目的就是要最大化地掠夺中国的资源，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在《马关条约》中，充分暴露了日本贪婪无耻的嘴脸，不但勒索清政府白银2.3亿两，还割占了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

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油画）

策划“柳条湖事件”，嫁祸给中国，借机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产生严重的冲击，日本国内矛盾急剧激化。为了转嫁危机，日本政府惯用的手法就是发动对外侵略。

这一次，日本将侵略的目标指向了中国东北，“满蒙生命线受到威胁”，就是这次日本发动对中国侵略的核心借口。

为让自己的侵略行为“师出有名”，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了“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带领几名士兵，在沈阳北郊的柳条湖附近，引爆少量炸药，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小段铁轨。

这一段铁轨损坏的程度很轻，甚至后面还有火车可以继续正常通行，但日军以此为借口，栽赃陷害中国，说这是中国东北军干的。

于是就以此为由，日军当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猛烈的军事进攻。

当时中日双方兵力对比是，中国东北军总兵力达50余万人，而驻扎在东北的日军只有约2万人。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约束下，中国东北军放弃抵抗。

日军在几乎没有遭遇中国东北军有效抵抗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城。并迅速兵分多路，向东北各地推进。

仅用了4个多月时间，日军就成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的全部国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故伎重演，在国际上大肆栽赃中国，宣扬“是中国军队破坏条约，袭击了日军的守备队”，日军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日本在满权益”。

日本为了给其侵略行径寻找更大的舆论借口，炮制舆论，声称中国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占领中国东北是为了保障日本的经济安全，企图以此将其侵略行径合法化。

国际舆论虽然对日本的这种颠倒黑白的宣传进行了谴责，但日本对此并不在意，继续我行我素，为后续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制造借口的经验。

“九一八事变”

以“防范苏联”为借口，制造图谋华北自治的“华北事变”

根据日本制定的“大陆政策”，最终目的是要完全侵吞中国。

因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很快将下一步侵略的目标指向了中国华北。

1935年，日本以“中国军队对日军挑衅”和“华北抗日活动威胁日本安全”等编造的理由，先后蓄意制造多起事端。逼迫国民政府签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攫取华北的控制权。

1935年5月，日本借口天津日租界两名汉奸被刺，向国民政府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等多项无理要求，并调动军队，用武力威胁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同意撤出河北境内的中央军和东北军，并取缔华北的一切抗日组织。

6月，日本又制造“张北事件”这一借口，说是日本特务在张北县被中国守军扣留。以此为借口，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

这一协定导致察哈尔省主权大量丧失，日本军队可以自由出入察哈尔。

在攫取了大量特权后，日本紧接着，又进一步提出了“华北自治”的无耻要求。并对外宣称，策动“华北自治”是“日本生存的必要措施”，目的是为了“防范苏联势力的东扩”，实际上，日本是要将华北变成日本的“第二个满洲国”。

因此，在日本扶植下，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这个日伪政权控制了冀东22个县，堂而皇之地成为日本掠夺华北资源、推行殖民统治的工具。

就这样，日本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逐步瓦解了国民政府在华北的统治，为下一步全面侵华铺平了道路。

“七七事变”

以“士兵失踪”为借口，发动标志着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的“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前，日军在华北的军事演习实际上已经常态化、规模化。

1936年秋，日军在北平西南郊多次举行协同作战演习，专门模拟夺取卢沟桥、宛平城等战略要地的战术。日军如此嚣张，已经把中国军队视若无物。

当时，日军驻屯军已完成扩编，兵力从1771人增至5774人，司令官升格为中将军衔并由天皇直接任命，驻地也从天津扩展到北平、丰台等地。

丰台作为北平的南大门，与卢沟桥形成犄角之势，日军在此重兵布防，并不断通过演习熟悉地形和作战流程，为后续进攻做好了充分准备。

此外，日军还持续向华北增加武器装备，将坦克、重炮等重型武器部署在北平周边，形成对中国守军的军事威慑。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民政府和军队几乎是眼睁睁地任由日军一步步完成发动“七七事变”的军事部署，这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方。

一切准备就绪后，1937年7月7日夜，驻北平丰台的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所谓的“军事演习”，随后，突然声称一名士兵失踪，蛮横地要求要进入宛平城内搜查。

可以说，日军此次发动“七七事变”，事先已经经过了无数次的演练。

驻守宛平城的中国守军是第29军，守军以“夜间不便开门”为由，断然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提议，可以协同日军在城外查找，但这一合理提议，遭到了日军拒绝。

日军马上就以此事为借口，向宛平城和卢沟桥的中国守军发动了猛烈的炮击，“卢沟桥事变”就此爆发。

很显然，日军所谓“士兵失踪”完全就是捏造的借口，事实上也是如此，当时失踪的士兵不久后就自动归队了，但日军并没有停止对中国守军的猛烈进攻。

日本对外宣称，此次冲突是“中国军队挑衅威胁日本安全”，所以，要求日军“就地解决”，其实，日军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借这次机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之初，日军企图凭借小规模军事行动迫使中国守军29军屈服，但没想到遭遇29军的顽强抵抗。

于是，日本迅速从国内增派大量兵力，就此将局部冲突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

从表面上看，“七七事变”的借口似乎很仓促，但这其实是日本长期策划的结果。

尤其是丰台作为北平西南的战略要地，日军此前已经通过多次人为制造的挑衅，逐步占据了该地，为此次“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奠定了基础。

“士兵失踪”这个信口胡诌的借口，不过是日本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找的一个幌子，这一事件，标志着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已经从局部掠夺升级为全面征服。

历史总是会出现惊人的相似，日本军国主义亡灵不死，当下，它们自认为羽翼已丰，条件已经成熟，妄图重演当年数次对华的侵略战争。

对当下的我们来说，勿忘国耻就是要牢记无耻的日本侵略者当年是怎样为发动侵略战争找各种虚假借口的，对于日本的这种惯用伎俩，我们要予以迎头痛击，开局就要把它们打废打残甚至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