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一年接一年地增长，为什么很多人的钱包却没有跟着鼓起来？经济做大的红利，究竟流向了哪里？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看看长期被视为增长引擎的那群人：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正在悄悄改变花钱的方式。

在亚洲，中产阶级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他们是消费者，是潮流的引领者，也是衡量未来增长潜力的关键指标。

中国中产阶级超过4亿人，比美国总人口还多。可如今，普通中国消费者的钱花得越来越少。

一位受访者说：“以前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想买，现在要先考虑它是不是必需的。”

从宏观数字看，经济确实在扩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GDP达到139.91万亿元，增速约5%。

同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4.1万元，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约5.1%。报表上，收入与增长基本同步，许多人却没有这样的体感。

数字与感受之间的落差，要从具体的家庭说起。

广州的李家刚结束春节旅行。每年2月初前后的春节，是中国人返乡探亲或外出游览的时节。

今年春运持续40天，全国累计出行人次创下90亿的纪录，被称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年度人口迁徙。热闹的人潮背后，每个家庭的钱包都在做着细致的盘算。

李女士和丈夫、女儿去了江西定南古镇，玩了三天。从广州出发，车程大约两个小时，一家人总共花了三四千元。

她说，听说定南古镇春节期间有很多表演，所以这次主要是去感受过年的气氛，体验中国传统的非遗文化。短途、低成本、重体验，成了这趟旅行的关键词。

经济学家之所以关注春节，是因为节前和节日期间的消费，是判断当年消费支出和消费者信心的早期信号。今年春节头八天，国内旅游支出达到6770亿元，约合93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但细看数据，人均支出只比2024年增长1%，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总量创新高，人均却几乎原地踏步。

李家的女儿在新冠疫情期间出生，此后一家人在假期预算上变得更加谨慎：以前出国游，现在改成周边游。李女士认为，原因之一是有了孩子，孩子的花费较大，家庭重心已经从自己享乐转向孩子教育；原因之二是疫情后经济有所下滑。

“生活挺不容易的，还要养孩子，孩子上学，做什么事都精打细算。”

李家年收入30多万元，属于中等收入群体。国家统计局把这一群体界定为年收入10万至50万元的三口之家。

按这个标准，李家并不拮据，甚至称得上宽裕。连这样的家庭都在收紧开支，中产群体的消费心态正在发生变化，已经不难看出。

有学者认为，中产阶级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指体面、受过较好教育、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所以专业人士和管理者大多属于中产。同时，中产还意味着拥有稳定的住房和医疗保障，负担得起暑期度假这类休闲消费。

按此衡量，中国约三分之一人口、也就是4亿至5亿人属于这一群体，规模居全球之首。

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是过去几十年最引人注目的故事之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拥抱市场原则、对外开放，释放出惊人的增长。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是又一个里程碑，中国由此成为“世界工厂”。快速扩张创造了大量机会，使数亿人摆脱贫困，也催生出庞大的中产阶级。

可支配收入增加以后，中产开始大手笔消费，买大房子、添置新设备，这些物质成就是生活变好的有形象征。那个年代，收入增长、资产增值和消费升级几乎同步发生，“越来越好”是很多家庭的共同预期。今天的变化在于，这种同步正在松动。

拆开收入结构看，人均工资性收入约2.3万元，同比增长5.8%，看上去并不慢。可平均数说明不了每个家庭的处境：有人收入稳定增长，有人生意下滑、年终奖缩水，工资涨幅与生活成本之间的差距，才是普通人真正的体感。

平均数越漂亮，个体的落差反而越容易被掩盖。

把视野放宽，这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显示，2004年至2022年间，全球劳动收入份额普遍下降，经济增长的红利更多流向了资本与资产。

也就是说，蛋糕在做大，靠出卖劳动获得收入的人分到的比例却在变小，这正是“GDP涨了工资不涨”的深层背景。

在中国，这种压力还叠加了物价的信号。有专家指出，中国作为一个仍处于发展阶段、增速约5%的经济体，通胀却只有1%左右，这本身就不太合常理。

物价疲软意味着需求不足，企业不敢涨价，也就难以加薪。专家预计，中国的通缩今年仍将持续。

外需同样在发生变化。中国过半出口是机械、设备和IT产品等资本品。

有专家指出，大量出口短期内或许对世界有利，长期来看，当地中小企业难以竞争，就业会受到影响，世界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开放。内需不旺、外部环境收紧，压力最终会传导到普通劳动者的饭碗上。

产业结构也在调整。2024年数据显示，服务业增速领先于第一、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占据主导。

增长的动力正在转向服务业，可新的岗位与收入能否及时接住原有的就业，仍需要时间检验。对普通人而言，转型期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不敢花钱的原因之一。

中产还能否继续扩大？22岁的舒涵在北京雍和宫祈愿再考律师资格证。他一边做教培销售兼职，一边备考。

他家在沈阳经营服装店，曾属于中产，疫情后遭遇货款拖欠、资金链紧张、需求不足和降价抢市场，生意逐渐衰败。一个中产家庭的滑落，往往就发生在短短几年之间。

舒涵2024年法学专业毕业。中国律师平均年薪在30万至60万元之间，他对前景依然乐观。

中国提出，到2035年使中等收入群体占到人口的一半，这意味着大约还有2亿人需要提高收入。像舒涵这样的年轻人，正是这个目标最需要的增量，但他们的路并不轻松。

河南一座三线城市的维修工刘国强，月薪5000元，第一次来北京探望读大三的儿子。儿子学费5000元，加上生活费，一年要两万多元，占去家庭收入的一大部分。

家里很少买衣服，家电和手机都没有更换。他希望学计算机的儿子将来能改善家境。

现实却给这份期待蒙上了阴影。2023年6月，青年失业率达到21%的历史高位，此后官方暂停发布这项数据；去年8月，在排除在校生之后，这一数字为18%。

对刚进入职场的90后、00后来说，就业焦虑、升职困难、生活成本高、收入停滞，几乎是共同的处境。

不少年轻人的自嘲很直白：工资涨得像乌龟爬，房租涨得像坐火箭，换工作不涨薪，年终奖越拿越少，涨薪幅度还跑不赢生活开支。生活成本上涨，一点点挤压着工资本就不大的增长空间。到手的钱即便在涨，能自由支配的部分却未必变多。

于是，“努力就能出头”的承诺变得不那么确定，“躺平”现象在近三四年蔓延开来。专家指出，这既减缓了中产阶级的增长，也打击了年轻人的士气，阻碍“共同富裕”。

这一目标在2021年被重新提出，旨在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庞大的橄榄型社会，却因疫情、中美紧张关系和自身政策影响而开局不顺。

专家认为，在贫困人口脱贫上已经取得成效，但在防止返贫和关照中产方面仍有不足。他建议建立新的社会契约，由社会共同分担养老和疾病风险，让人们不必为未来过度储蓄。在他看来，不必依赖福利主义，也能实现消费驱动型经济。

就业仍是关键。今年中国的目标是新增城镇就业1200万人。

外部压力也在增加：特朗普2月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随后又翻倍；中国则对美国煤炭、天然气和农产品等反制加征10%至15%的关税。贸易摩擦的成本，最终会落到双方普通人身上。

专家认为，最大的输家是美国消费者，中期来看也可能伤及中国工人。不过，中国对美出口占比已经从2017、2018年的20%左右降到约15%，关税每个百分点带来的冲击相应减少了约四分之一，目前人们并没有陷入恐慌。

外部冲击可以缓冲，内部信心却需要慢慢修复。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中产拉动的内需曾助力全球经济复苏。如今，中产群体预计仍会增长，却不再那么敢花钱。

专家预计，2025年的情况或许仍不尽如人意，但应该会好于过去几年；楼市如果企稳，可能稳定甚至提振中产消费。消费也正在转向生活方式、医疗等服务领域，与服务业主导增长的趋势相互呼应。

一位受访者说，虽然近几年经济起色不大，她仍然对国家的前途有信心。这份信心很朴素，也很珍贵，它是普通家庭在精打细算之余，依然愿意为孩子教育、为一次短途旅行投入的理由。

GDP在涨，普通人的工资为什么没有明显跟上？答案并不在某一个人身上。

全球范围内红利更多流向资本与资产，国内物价疲软、需求不足，产业转型带来阵痛，青年就业承压，生活成本又在不断上涨。要让普通人真正分享增长，关键在于稳住就业和楼市，分担养老与医疗风险，让中产敢花钱、年轻人有奔头。

只有这样，宏观数字的增长，才能真正变成每个家庭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