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致远 梁颂成
一、太阳山：南楚名山
武陵山由黔境向北向东延伸，其余脉在消失于洞庭湖西岸之前形成最后一个制高点——太阳山。
太阳山古称“阳山”，历史悠久。古代堪舆家说常德形胜云：本府“负山抱江”，北有“阳山雄峙”，南有“沅水演迤”，阳山乃常德之“巨镇”。楚国时代，太阳山即为南楚名山，郭沫若考证著名楚文物鄂君启节中地名“昜丘”说：“昜丘殆即阳山，湖南常德县北三十里有阳山，有风雷雨三洞之胜。”1985年常德楚墓中出土了楚中昜王青铜鼎，也应与太阳山历史有关联。
太阳山日出。常德日报记者 刘颂摄
古代常德楚人“好神祀”，认为“阳山之女，（乃）云梦之神”，遂于山顶筑“阳山庙”，每年“夏首秋分”时节，在庙内“献鱼”以祭祀，祈求洞庭湖上网罟舟船之利。
常德方志载：“阳山，在府治北三十里……山顶有庙，以祀阳山之神。《武陵旧经》云，阳山之女，云梦之神，尝以夏首秋分献鱼。”就是记叙这件事情。
二、西汉“武陵蛮”
春秋战国之前，常德居民并非华夏之族，而是三苗、槃瓠、巴、濮等“南蛮”。至春秋初期，华夏之裔的楚人始由江汉越过长江开拓澧水、沅水地区，到战国中叶将常德完全纳入楚国版图，灿烂的楚文化始浸润沅澧大地，常德步入华夏历史发展的文明圈，楚人成为沅澧地区主干居民，本地“土著民族”被挤压至武陵西南山地。
秦灭楚和汉灭秦的战争中，本地楚人等华夏族力量受到重创，而此前受楚人“挤压”的“蛮族”势力则得以此消彼长，渐次壮大。
政治中心远在长安的西汉朝廷，公元前205年设置武陵郡，面对境内日趋复壮的蛮族族群，遂采取“有邑君长，皆赐印绶”的民族羁縻政策。这种政策在西汉延续二百年，至东汉初便形成“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的态势。时武陵郡汉族人口与土著蛮族相较已处弱势，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后期（公元2年）武陵郡十三县户口统计仅185758人，平均每县不足15000人，“蛮族”不入户籍，历史学者和人口学者估计，当时武陵郡内蛮、汉人口之比约为2:1。
据方志载，西汉末年常德（临沅县）沅水以南就屯结着5万五溪兵众：“田强，武陵人，初为五溪酋长，克著威信，兵力亦众，王莽篡汉，欲招来之……（田强）乃以其三子将五万人下屯沅东，各筑一城，烽火相警以拒莽。”“武陵蛮夷特盛”状况可见一斑。
在《后汉书·南蛮传》中，武陵郡少数民族被统称为“武陵蛮”，按照地域，沅水流域的又被称为“五溪蛮”，澧水流域的被称为“澧中蛮”“溇中蛮”“零阳蛮”等，其中“五溪蛮”分布地域广，势力最为强大。
三、东汉朝廷“征五溪”
光武帝刘秀于公元25年建立东汉王朝，公元36年削平群雄统一天下，随后又“开四夷之境”谋求复建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东汉政府在南部中国设4大州：荆州、扬州、交州、益州。《后汉书》记载朝廷对此4州境内之“蛮夷”的统治宗旨是：使他们“改襟输宝”“同编亿兆”。“改襟”，即汉化；“输宝”，即输缴贡赋；“同编亿兆”，即与汉族一样成为国家编户齐民。
这一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带来民族冲突。史载：公元40年交州交趾郡征侧反；公元42年益州夷栋蚕与滇池、建伶、昆明等蛮夷诸种反叛；公元47年春，荆州南郡蛮叛。朝廷对上述“反叛”分遣伏波将军马援和武威将军刘尚“讨破之”。这些冲突中，东汉政府均取得压倒性胜利。
就在刘尚讨破南郡蛮的同年十二月，势力“特盛”的武陵蛮也发动“反叛”，他们“大寇郡县”。东汉政府即刻遣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溯沅水入武溪击之”。刘尚首先击破常德桃源境内“沅东”的田强五溪兵众（《酉阳杂俎》卷七《酒食》），随后“轻敌入险”进到沅水五溪腹地，结果在“食尽引还”途中，被精夫相单程率五溪兵众包围，全军覆没。
第二年（公元48年），相单程“下攻临沅”，光武帝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击之”，“不能克”，又遭败绩。
公元49年2月，再遣伏波将军马援“将十二郡募士及驰刑四万余人征五溪”，大军初至今桃源西南境的“临乡”，“与夷接仗”“斩获二千”。随后进营“壶头”，但在今沅陵五强溪一带沅水两岸受到顽强阻击。时值盛夏，“士卒多疫死”，而马援亦“中病”，七月死于壶头军中。当时监军宋均鉴于情势危殆，矫制招降五溪反叛者：只要起事者放下武器，返归郡县，朝廷则放弃武力镇压，赦免起事之罪。史载“蛮夷震怖，即共斩其大帅（相单程）而降”。坚持三年武装反抗的“五溪蛮”遂不战而败。
四、梁松武陵“善后”
荆州地处长江中游，是开拓中国南部“夷境”的桥头堡，故东汉政府十分重视该州之治乱。而荆州之治乱，又“视群蛮之顺逆”；而“群蛮”中又视“武陵蛮”之顺逆；而武陵蛮素以“乱则先叛，治则后服”著称，是整个荆州“治乱”之关键。
当马援征五溪军事失利后，光武帝派遣亲信大臣梁松前往“善后”。据《后汉书·梁松传》记载：梁松的父亲是开国功臣梁统，梁松“少为郎”“博通经书”，受光武“宠幸”，“尚舞阴公主”为驸马，“迁虎贲中郎将”。后光武临终，梁松“受遗诏辅政”。可见他是光武帝终生信赖的重臣。
光武帝给梁松的指示：一是“责问援”，追究马援军事失利之责；二是“因代监军”，善后武陵民族关系。
关于“责问”马援。梁松至军中察访认为：马援放弃“途夷而运远”的充道进攻方案，采用从“路近水险”的壶头进军冒险战略，导致了军事失利；另外马援“类西域贾胡”，沿途搜罗土特产，贻误战机以致进兵不利。“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
关于征蛮善后，从多种史料看，梁松采取了如下措施：
1.认可宋均“矫制”招降策略，报由朝廷给予褒奖。
2.对参加“反叛”的五溪蛮众，“不杀一人、不徒一口、不掠一畜”，只将其遣归原籍，大体恢复西汉民族羁縻政策。
3.重建五溪地区被攻破的沅陵、辰阳等汉县，“为置长吏”，以宣示朝廷对五溪地区的管辖权。但是对被攻破的义陵（王莽将武陵郡治迁往义陵，改义陵为建平）则给予撤销，还有无阳（今怀化境内）也给予了撤销。这实质是部分认可了五溪少数民族“大寇郡县”的结果。
4.将武陵郡的郡治由五溪腹地的义陵（今溆浦）迁到临沅，即今常德。这一措施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在当时，它保障了武陵郡建置的承续，正如《后汉书》所云：“（本郡）与夷相接，为所攻破，光武时移东出，遂得见全”。从长远看，此后常德就成为汉魏南朝武陵郡、隋唐朗州、宋元鼎州常德路、明清常德府的治所所在地，直到今天。
5.将临沅县城升格为武陵郡治，对治城给予新的修筑。唐《元和郡县志》记载：秦将张若伐楚黔中筑“张若城”，“后汉梁松伐夷又修此城，自义陵移郡居之”。另外，迁移郡治也伴随着将义陵和无阳遗留的汉族人民迁回临沅，于此则保护了古代常德“已处弱势”的汉族人口。
6.在临沅县沅水以南地域新设“沅南县”，作为军事上预防“五溪蛮”顺沅水下攻临沅的屏障，这就是桃源县的前身。《后汉书·郡国志》云：“沅南县，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置”，记载的就是这件事。
7.武陵郡蛮汉关系的和平稳定是整个荆州治乱的关键所在，梁松遂将荆州刺史治迁到武陵郡内的索县（后改汉寿，在今鼎城区韩公渡镇），统领荆州七郡政要，以确保武陵郡安全。宋《舆地纪胜·常德府》载：“梁松以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徙荆州刺史治汉寿。”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太阳山上设立的《修阳山庙碑》也记载了此事：“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驸马都尉梁君松平五溪，名郡，置汉寿城，即荆州刺史治所。”
五、常德人民纪念梁松
梁松的善后，中止了武陵郡内从公元47年以来三年的大规模民族冲突。五溪反叛者放下武器后，梁松变“剿”为“抚”，采取了遣散“叛蛮”兵众“不杀一人”的政策，避免了一场对少数民族的屠杀。梁松的恢复民族羁縻方略，赢得五溪民众的膺服，此后近百年史书没有五溪反叛的记载。
梁松以极大热情保护武陵汉族人民的利益，将郡治移东出至临沅，修筑郡城，迁五溪境内汉族人民回归临沅，设荆州刺史治于索，新置沅南县屏障郡治安全，构建和守卫了临沅汉族人民近百年的和平生息，对汉民族在古代常德站稳脚跟及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因此，常德人民感念其“功德”而纪念他。《嘉靖常德府志》载：“梁松留镇武陵，自是蛮夷远遁，边境安宁，黎民受惠”；“阳山庙，旧志汉时郡人建，以祀阳山之神，以征南将军梁松配享……每年十月致祭，只称祀松，而不及阳山。”这项祀制历代为常德官民遵循至明清。
唐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唐政府因汉代以来当地人民长期在太阳山祭祀梁松，遂更其名为“梁山”。宋《方舆胜览》：“梁山，旧名阳山……唐天宝六载始改梁山，汉梁松庙祀于此，故以名山。”
六、明代梁松受祀的异议
对于古代常德祭祀梁松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明朝以前无人提出异议。唐人刘禹锡曾赋诗《阳山庙观赛神》以赞赏阳山的神祀活动：
梁松南征至此，遂为其神，在朗州（刘禹锡自注）
汉家都尉旧征蛮，血食如今配此山。
曲盖幽深苍桧下，洞箫愁绝翠屏间。
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启醉颜。
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蹋竹歌还。
宋代称梁松为“安义王”，称梁山上其祀庙为“安义王庙”，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又“赐庙曰‘永思’”（宋《舆地纪胜·常德府》）。
到明代嘉靖年间，始有地方文人对庙祀梁松提出异议，常德府儒学训导王俨撰文《梁松庙祀议》，邑人杨嗣昌作《梁山游记》，他们认为：考诸正史，梁松没有“南征”，没有率军“平蛮”，“无功兹土”，并且人品不好，“以谗言倾正人”构陷马援，不当祭。
他们的论据带着明显的学术浅陋和理学儒腐之痕迹，他们不知梁松到武陵并非率马援战败之军继续与“五溪蛮”作战，不知梁松是来“留镇武陵”收拾马援剩下的“烂摊子”，艰难地进行恢复民族和平的工作，甚至以“君子”和“小人”来评价历史人物。他们试图将梁松拉下祭坛，但常德民间继续保持千余年来“行之已久”的祀制，清代“梁王庙”香火仍盛。到民国建立，这一祭祀被视为“封建文化”，才渐至冷落。
梁松是杰出的古代民族关系工作者，这是历史事实，纪念梁松是常德人民的历史选择。在东汉朝廷“三征五溪”的那场战争中，先后出动6万军队，结果死伤过半，两员大将刘尚、马援战殁，五溪少数民族在战争中死亡者当数字更巨。梁松留镇武陵，结束了这场大规模民族冲突，恢复了地区民族和平，此一历史作为不能不说功莫大焉。梁松又调整荆州及武陵郡县建置，保障武陵汉族人民利益，其实质是保护了先进的汉民族文化对常德古代历史发展的主导地位，这一作为同样功莫大焉。因此，以唯物史观观之，梁松实在是常德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