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29年，皇太极率领后金军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焕从河西率军日夜兼程赶回北京救援，崇祯帝却不准袁崇焕的军队入城。袁崇焕率军与后金军在北京城外浴血奋战，拼死保卫了北京，渐渐的北京城内谣言四起，都将清军入关的罪责指向了袁崇焕本人，随着清军退去，一颗很深的钉子埋在了崇祯心里，直到将袁崇焕清算。

袁崇焕

一、为何承诺五年平辽

1、以承诺换授权，打破明末边事的掣肘困局

袁崇焕向崇祯立下 “五年平辽” 之约，并非一时妄言或单纯安抚君主，而是基于战略判断、权力诉求与局势机遇的综合考量，背后有着多重支撑逻辑。

从军事基础来看，宁远、宁锦大捷后，袁崇焕已摸索出对抗后金的有效路径。他构建的关宁锦防线渐成体系，依托坚城利炮可克制后金骑兵机动优势，且通过整顿军队，淘汰老弱、招募辽人组建新军，搭配西洋火器形成了差异化战力。同时，后金暴露明显短板：攻坚能力不足，且天启七年至崇祯元年间因自然灾害陷入严重粮荒，袁崇焕计划以经济封锁切断其粮食、铁器供应，进一步削弱其战争潜力。

从战略布局来看，袁崇焕形成了多维应对方案。外交上，他联络与后金有矛盾的蒙古察哈尔部，试图构建反金联盟，同时谋划借助朝鲜牵制后金后方；战术上，提出 “以守为战” 的积极防御策略，打破明军被动守城的困境。此外，崇祯初继位时对其寄予厚望，授予便宜行事之权，允诺统筹户部饷银、工部器械、吏部用人等资源，这种不受文官掣肘的授权，让他认为有条件推进平辽计划。

从政治语境来看，崇祯急于稳固政权、平定边患，对边功有着极高期待。袁崇焕深知明末官僚体系的掣肘，此前熊廷弼、孙承宗均因党争与猜忌未能竟其功，他以明确的五年之期表态，既是争取皇权全力支持的筹码，也是安抚年轻皇帝焦虑情绪的必要方式，《明季北略》便记载其事后曾言 “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圣心”。

崇祯和袁崇焕

2、以表态安君心，契合崇祯的急切诉求

崇祯继位时年仅 17 岁，面对内有农民起义萌芽、外有后金虎视眈眈的危局，急于通过平定边患树立权威、稳固政权，对 “平辽” 有着近乎偏执的急切期待。袁崇焕深知这位年轻皇帝多疑且急躁，若此时如实陈述平辽需十年乃至数十年，需休养生息、步步为营，不仅无法获得信任，反而可能被贴上 “畏敌怯战” 的标签，错失执掌边事的机会。

《明季北略》中记载，袁崇焕事后曾私下坦言 “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圣心”，直白道出其表态的安抚属性。在君权至上的体制下，边将的首要职责之一是迎合皇权诉求、缓解君主焦虑，“五年平辽” 与其说是军事计划，不如说是一份精准契合皇帝心理的 “安抚答卷”， 先以明确的期限稳住崇祯，再在实际操作中根据局势调整策略，这是袁崇焕在皇权高压下的妥协之举。

己巳之变

3、以博弈赌生机，寄望局势出现破局变数

袁崇焕虽清楚 “五年平辽” 难度极高，但并非完全没有一线希望，而是寄望于多重变数叠加，实现局势逆转。从后金局势来看，天启七年至崇祯元年间，后金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粮食绝收、疫病蔓延，内部矛盾渐起；同时后金攻坚能力薄弱，关宁锦防线已初具规模，依托坚城利炮可有效遏制其扩张，再辅以经济封锁切断后金粮食、铁器供应，有望逐步削弱其战力。

从战略布局来看，袁崇焕已规划好配套方案：联络蒙古察哈尔部构建反金联盟，牵制后金侧翼；借助朝鲜势力扰乱后金后方；以 “以守为战” 的策略逐步推进，先巩固防线，再伺机收复失地。对他而言，“五年平辽” 既是承诺，也是一种战略目标的倒逼，以极致的期限倒逼自己整合资源、加速推进，哪怕最终无法完全兑现，若能取得阶段性胜利（如收复部分失地、重创后金主力），也可凭借战功化解 “逾期” 的追责，本质是一场对局势变数的冒险博弈。

4、以信念扛危局，背负文人武将的双重使命

袁崇焕兼具文人的家国情怀与武将的血性担当，其投身边事的核心诉求，是收复辽东、捍卫大明疆土。明末辽东百姓流离失所，边军士气低迷，朝堂上下弥漫着悲观情绪，“五年平辽” 的承诺，不仅是说给崇祯听，也是说给辽东军民、朝堂百官听，以坚定的表态凝聚人心，提振边军士气，压制朝堂上的“主和派”与 “投降派”声音。

对袁崇焕而言，即便最终无法如期平辽，只要能在五年内筑牢防线、遏制后金南下，守护辽东百姓，便不算辜负初心。这种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的信念，既是文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使命驱动，也是边将 “守土有责” 的责任担当。在大明王朝摇摇欲坠的背景下，他以一场近乎悲壮的承诺，扛起了本不该由一人承担的边事重负，哪怕最终身死，也试图为大明争取一线生机。

关宁防线

二、是否因 “五年平辽” 未兑现获罪至死

袁崇焕最终被凌迟处死，“五年平辽” 未兑现是重要诱因，但并非直接且唯一原因，其死因是皇权猜忌、越权行为、舆情裹挟与党争推波助澜的多重叠加结果。

1. “五年平辽” 落空引爆信任危机

“五年平辽” 的承诺设定了明确考核期限，而崇祯二年皇太极绕道蒙古入关的 “己巳之变”，彻底击碎了这一愿景，后金大军绕过关宁锦防线直抵北京城下，即便袁崇焕率部驰援勤王，也难以洗脱 “纵敌深入” 的嫌疑。此前崇祯对平辽的殷切期待化为失望，本就多疑的性格被进一步激化，“五年之约” 从君臣相知的见证，沦为袁崇焕 “欺君” 的罪证之一，成为逮捕他的重要导火索。

2. 核心死因：多重致命行为触碰皇权底线

· 擅杀毛文龙：毛文龙作为平辽总兵，与袁崇焕同级且持有天启帝所赐尚方宝剑，袁崇焕未经奏请便将其斩杀，看似整肃军纪，实则越过皇帝行使生杀大权，直接挑战了崇祯 “乾纲独断” 的皇权权威，这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已是足以论死的重罪，崇祯虽初期隐忍，却已埋下必杀之心。

· 后金反间计与舆情反噬：袁崇焕在“己巳之变”中未能有效阻止皇太极绕道进攻北京，导致崇祯皇帝对其产生猜忌。同时己巳之变清军围攻京城，引发京城恐慌，朝臣为推卸责任将矛头指向袁崇焕，阉党余孽借机散布 “通敌叛国” 流言，而后金的反间计精准击中崇祯对边将的猜忌痼疾，使其坚信袁崇焕暗通后金。

· 党争牺牲品：明末党争未止，袁崇焕被卷入政治漩涡，各方势力借己巳之变罗织罪名、进谗言，崇祯诛杀他亦有平息朝堂纷争、转移矛盾的考量。

擅杀毛文龙

结语

“五年平辽” 承诺是袁崇焕基于局势判断的战略表态，却因明末国力衰退、官僚掣肘、后金应变等多重变数未能兑现，成为引爆君臣矛盾的导火索。而袁崇焕之死，本质是明末皇权焦虑、制度痼疾与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五年平辽” 未兑现只是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而非根本原因。乾隆帝曾评价其 “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恰是对这一悲剧的客观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