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 9 月 19 日清晨，沈阳城北大营的枪声震惊了关内。张学良把顾维钧、汤尔和几个人叫到跟前，商量该怎么办。

顾维钧给张学良出了两条主意：一条是赶紧知会南京政府，另一条是在国联的监督框架之下，派人去和日本驻东北的高层面谈，摸清对方到底想干什么。

可是后来张学良只听了第一条，把第二条顶了回去，死活不肯跟日本人直接打交道，认为无用。

顾维钧这个人，是老资格的职业外交家，北洋政府时期做过外交总长，也短暂署理过国务总理；十二年前的巴黎和会上，就是他站出来讲山东问题，最后中国代表团拒签对德和约。

国联这套章程怎么运作、列强在里面怎么投票、哪些话是真能落地的，他比当时国内绝大多数人都清楚。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开口只讲 “诉诸国联” 这一条，而不是劝张学良绕过国联、私下去找日本人，他是太清楚脱离国际框架单独对日谈判，是个什么下场。

不过，这里有一个更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在前一天夜里，沈阳那头其实已经试过跟日本人 “面谈” 了，而且试得比顾维钧设想的更早。

9 月 18 日夜里枪响之后，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坐镇沈阳，。他下过这样的命令：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再由交涉者去日本驻沈阳林总领事处接洽。也就是说，在东北的中国军人，第一反应并不是还击，而是想通过平时认识的日本顾问、领事，把事态按住。结果呢，电话打过去，人找不到，或者找到了也不接这个茬。日军照旧往前推。

事变当夜，沈阳方面紧急尝试的只是突发状况下的临时电话交涉，联络无效，没能阻止日军推进。但这只是仓促应急的沟通，和规范的高层外交谈判性质并不完全等同，不能就此断定所有形式的直接交涉全部行不通。

这就回到了那个真正值得问的问题：张学良为什么不肯再派人去跟日本人当面谈？

1931 年的张学良，跟 1928 年那个坐拥四十万东北军的 “少帅” 已经不是一回事了。1930 年中原大战，他通电拥护中央，大军入关，帮蒋介石压住了冯玉祥和阎锡山。东北军的主力，从此一多半驻在关内的平津河北，老家反而空虚。他自己从这一年 5 月底就染上重伤寒，住进北平协和医院，病了几个月，9 月里还没完全缓过来。9 月 18 日晚上，他是在中和戏院陪英国公使蓝普森看梅兰芳的戏，戏没看完就被急电叫走的。

主帅在病中，主力在关内，关外留下的兵力本来就薄。这个时候去跟日本人谈，桌上是没有多少筹码的。

东北易帜后，外交主权名义上交由南京国民政府，但东北地方当局仍保留地方性对日交涉权限；一旦上升到领土、重大军事冲突层面，地方擅自谈判在法理上存在巨大争议。

东北是中国的东北，不是张学良一家的地盘，涉及领土和战的事，一个地方军政长官私下跟外国军队谈判，名分上先就说不过去，谈出任何结果，南京认不认都两说。顾维钧让他 “立刻电告南京”，第一层意思就在这里：这不是沈阳一地能自己了的事，得把中央推到前面。

更要命的是，那几年的经历早让张学良摸透了日本人谈判的路数。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一次一次，日方都是先在底下把事情做绝，再拿谈判来逼你认账。跟这样的对手坐下来 “摸清意图”，最大的风险不是摸不清，而是你一坐下来，就等于承认了眼前这个既成事实。沈阳被占着，你派代表去谈撤军，谈来谈去，很容易谈成 “你接受驻军，我承认特殊权益”。这个口子一开，东北就不只是丢一座大营的事了。

还有一层不能不讲。张学良太清楚日本人想要什么借口。他后来反复说，自己当时判断这只是一次地方挑衅，怕的是一还手，反倒给了对方扩大事态的由头，把小冲突打成大战争。1990 年他在台北接受唐德刚采访时亲口承认，不抵抗并非蒋介石或南京中央直接下令。但也要看到，南京当局此前长期秉持避免与日本爆发全面战争的方针，客观上也影响了他的判断。你让他主动派人去跟日军高层面谈，等于在他最忌惮的那条线上再往前迈一步，他迈不出去。

所以他选择了国联。

这条路也不是毫无道理。9 月 21 日，中国代表施肇基正式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

国联那边拖到第二年才拿出实际动作。1932 年 3 月 14 日，由英国人李顿率领的调查团到达已经沦陷的东北。日本人对这位精通外语、又熟悉东北内情的中国外交官处处设防，一路监视、限制，还放出话来威胁他的安全。调查团抵达东北前，伪满洲国已于 1932 年 3 月 1 日宣布成立，日本人事先组织好各色人等出来证明 “东北是自愿脱离中国的”。

可暗地里，还是有不少东北人冒着风险，设法把真实情况递到调查团手里。最后出炉的李顿报告书，没有承认伪满洲国，认定东北是中国领土，日军行动不是什么自卫。

于是有了 1933 年 2 月 24 日国联大会四十二票赞成、一票反对通过报告书，连那个一票，还是日本自己投的。道义上，中国赢得很彻底。可道义挡不住军队。日本在报告书通过之后，干脆退出国联，该占的地方一寸没还。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后来的锦州。

沈阳丢了之后，张学良退到锦州组织辽宁省临时政府。顾维钧一度提出过一个 “锦州中立区” 的方案，核心是请英、法、美出来担保，让中日军队都撤出这一带。张学良对这个构想一度抱有期待，但英、美、法并不愿意给出实质性安全担保，方案根基先天不稳。后续中日之间仅进行了非正式试探交涉，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也耽误了锦州备战。1932 年 1 月 3 日，锦州失守，东北的最后一块地盘也丢了。

回头看，锦州这段恰恰把张学良的两难都摆了出来。请列强担保，列强各有各的算盘，谁也不肯真出力；没有担保作为基础，单纯接触谈判，又谈不出一个字。国联这条道，他从头走到尾，走到的是一个空头的公道。

还有一层，张学良很少摆在明面上说。

1928 年 6 月 4 日，他父亲张作霖的专列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翻，张作霖重伤不治。那一年张学良二十八岁，接掌东北，年底就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杀父之仇摆在那里，他对日本人的恨是真的。可也正因为是这份仇，他更清楚自己一旦动了手、一旦坐下来谈，情绪和分寸都不好拿捏。他后来对人说过，自己是 “不愿为个人之利害，而贻国家以大患”。

1931 年 9 月 19 日清晨的张学良，三十一岁，病着，手里空着，眼前是一个他既不敢打、也谈不赢、更等不来救兵的局面。他没有采纳私下接触日军高层的方案，与其说是看不上这条思路，不如说是他已经隐约知道，在沈阳被占的那个深夜，荣臻已经仓促尝试过应急交涉，并且失败了。

他剩下的，只有一条更远、更慢、也更靠不住的路。而这条路，最终只拿到纸面道义，无力阻止军事占领，东北就此陷入长达十四年的沦陷。

参考文献

[1]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 1 分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3.（9 月 19 日北平会商、顾维钧对日外交主张原始记载）

[2]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 [M].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简体版：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张学良关于九一八不抵抗命令的口述记录）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九一八事变史料汇编 [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荣臻事变当夜交涉电报、东北当局原始档案）

[4] 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国联正式文件）[R]. 日内瓦：国际联盟，1932.（伪满认定、东北领土归属核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