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的一个傍晚，芦花附近的藏民村落里，红军指战员们陆续进村休整。路边的野花被战马蹄声惊起，远处山风卷着云雾压了下来。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位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一路走过来的红军将领，第一次真正接近“中央红军会师”的消息，这个人，就是已经在鄂豫皖、川陕几度鏖战、却迟迟未能见到毛泽东的徐向前。
这一年，他34岁，从黄埔军校青年学生，走成了手握数万红军、屡立战功的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之一。回头看他在大别山的那一段历程，会发现一条很清晰的线索：从摸索游击战，到同黄埔旧师长正面对阵，从空手打出根据地，到手里多了一枚中央政府授予的五星奖章，八年间，他几乎一直在战火里奔波，却始终和延安那一端的毛泽东隔着千山万水。
这一段路，并不是从会师开始，而是要从1929年他悄悄离开莲花山、转向大别山说起。
一、离开广东，走向鄂豫边
1929年初，莲花山周围的形势越来越紧。大革命失败的阴影还未散去，白色恐怖一步步逼近。为了保存力量，广东省委和东江特委决定分批撤出在莲花山一带坚持斗争的红军骨干。那时的徐向前，已经经历过广州起义的惨烈，也在东江地区摸索过游击战，但手里剩下的兵力有限，处境并不好。
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他换上普通人的衣服，从山野转入城市，从东江辗转到了九龙。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党的“六大”决议。那些文件的内容，与他这几年亲眼看到的失败、分裂、流血放在一块，对比得格外鲜明。大革命失败之后，各路队伍有的被击溃，有的迷失方向，有的纠缠于军阀势力之中，有的简单地把武装斗争理解成“逢敌必打”。一段时间里，很多人热血还在，路却已不明。
正是这时候，他开始更加明确一个判断：军事斗争不是单纯的冲锋打仗，必须有清晰的政治方向和策略。否则，手里的枪再多，也守不住队伍和根据地。这种想法，后来在大别山形成游击战“七条原则”时，成为重要支撑点。
同年5月，他从九龙来到上海，秘密与党中央接上关系。一天，交通员送来通知，说中央军委的负责同志要找他谈话，时间地点、接头暗号都约得很清楚。第二天清早，他按时来到约定地点，一个身穿长衫、打扮成商人的人慢慢靠近，对暗号都对上后，才坐下来交谈。
对方详细打听了他在黄埔的经历、在东江游击战中的情况，之后话锋一转，说起鄂东北有一块根据地，如今需要有经验的军事干部前往工作。何玉琳已经奉命去那里，军委准备让徐向前与桂步蟾一道同行。
“有没有意见？”那位“商人”问。
“没有意见，服从组织安排。”这是他当时的回答，语气平静，但这句话实际上意味着他将离开熟悉的广东东江，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山地，与另一支新生的革命武装汇合。
不久之后，他们三人化装成商人，从上海坐船到武汉，再转乘汽车北上。路程并不算短，沿途的码头、车站里，穿梭着各种势力的军警和特务，稍有疏忽就可能被认出身份。一路无话，车轮滚滚，带着这支刚刚脱离东江战场的骨干力量，驶向鄂东北那片正在萌芽的土地。
到了鄂豫边根据地时，正值夏季农忙。田埂上都是忙着收麦子的男女老少，镰刀起落，麦浪翻滚。很多群众认得何玉琳，再看到她身边的徐向前、桂步蟾，也就心中有数：这是自己的队伍到了。简单问候之后，大家又低头继续收割，一切显得自然而踏实。
箭厂河附近的驻地里，特委书记徐朋人接见了他们。这个根据地不大，大致纵30里、横130里，横跨鄂豫交界，边缘地带经常来回遭到敌军骚扰。可即便如此，党的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地方工作也扎下根，群众参与度很高，氛围和广东那边单纯打游击的状态已经有了明显差别。
徐朋人介绍，根据地的红31师是地方武装的骨干力量。师长吴光浩，是这支部队的主要创建人之一，领导过鄂南武装起义、黄麻起义，在当地军民中威望极高。遗憾的是，吴光浩不久前在战斗中牺牲，这个消息上级暂时封锁下来，担心影响部队和群众情绪。
“你去31师，名义上是副师长，实际上要负起全师的军事指挥。”特委书记说这话时语气很郑重。这也意味着，刚刚抵达根据地的徐向前，马上就要走上新的前线。
二、大别山立威：“学生”对上“老师”
才到31师不久，他就碰上了“罗李会剿”。广西军阀罗霖部和李克邦部，再加上当地反动红枪会，共五千多人，从南北两路合击，打算一口吞掉红31师。敌人气势汹汹，兵力又占绝对优势，硬拼等于送死。
徐向前选择“避强击弱”。部分兵力灵活机动，带着敌人兜圈子；地方自卫队与群众则利用熟悉地形，不分昼夜袭扰敌军驻地和行军路线，让敌人频频扑空，连红军主力在哪里都搞不清，只能疲于奔命。摸清敌军弱点后，他连续发起多次突然袭击，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最终粉碎这次会剿。战士们是在胜利之后，才正式得知吴光浩已牺牲、徐向前成为新任师长的消息。
胜仗一打，部队和群众心里就有了数。新师长不是纸上谈兵的人，真能斗得过成千上万的敌军。农忙时节，他和战士们一起下地帮群众割麦子。有乡亲悄声嘀咕：“从大地方来的黄埔学生，怕是镰刀都拿不稳。”结果，只见他弯腰挥刀，动作干脆利落，不一会儿就割下一整捆麦子，还一路与周围人聊天。很多当地骨干这才明白，这个师长不光会指挥打仗，还真懂庄稼活。
8月中旬，更大规模的压力跟着压了过来。蒋介石命令刘峙亲自出马，组织鄂豫两省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鄂豫会剿”。这位刘峙，并不是普通的对手，他曾是黄埔军校的少校战术教官，徐向前在校时，就听过他的课。按辈分说，两人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北伐时期，刘峙一路高升，当过军团总指挥和师长，参与攻打武昌、南昌。1928年后，随着蒋介石重新掌握军权，他成了第一集团军的重要将领，又兼任“剿共司令”等职务。可以说，在北伐军队里，他的资历、战功都不算低。谁也不会想到，当年站在讲台上讲战术的教官，几年后会在大别山深处，带领数万国民党军追剿自己曾经的学生。
这次会剿，敌军分多路进攻。夏斗寅、李克邦、顾敬之的部队分别从不同方向合围，配合皖西的第五十六师，企图从四面封死大别山。然而，山地作战并不是“地图上画圈”那么简单。
徐向前采取“与敌周旋，挑弱处攻击”的战法，把部队在内线不断机动。白天拉开距离，夜晚迂回转移，时而出现在敌军前方，时而绕到侧翼，制造出一种“山里到处都是红军”的错觉。为了迷惑对手，他刻意让部队在不同地区短时间露头，马上又消失，让敌人摸不清红军主力到底在什么地方。
刘峙后来在报告中写道，大别山里“漫山遍野都是红色，人声、枪声彻夜不停”，部队进入山区后“没有地方扎营，问路也无人肯说”。被拖了两个多月，粮草、士气都在消耗，部队像被“磨”了一层又一层，最后不得不草草收兵。这是徐向前第一次在战场上击败自己的黄埔教官，也是在大别山真正站稳脚跟的重要一战。
值得一提的是，在连续三次会剿中，红军队伍从最初不到三百人，发展到七百多人。新的乡村武装不断加入，对红军的信任也一天天增加。地方党组织抓住好几次战斗胜利的机会，召开党代表大会、工农兵代表大会，把徐向前推到更重要的位置，让他成为鄂豫边特委委员、革命委员会军委主席。这种政治上的信任，反过来又给了他更大的空间去调整战术、锻炼队伍。
三、七条游击战术，从经验到规矩
到了1929年下半年，敌人的“徐夏会剿”又开始。徐源泉和夏斗寅带着正规部队，企图在天台山区围歼红军。从兵力对比来看，这一仗并不好打。红军转移途中，稍有判断失误，就可能被多路合围。
徐向前选择连夜急行军，从敌人缝隙中钻出去，再分三路反击。长岗岭、柿子树店、姚家集、河口镇等地，先后消灭敌方四个民团，缴获百余支枪支，声势随之高涨。面对这种局面，驻守在黄坡六指店的一支国民党正规军分队干脆投降，说明地方士兵对这支红军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不是“土匪”，而是打得赢、守得住的队伍。
在这样的背景下，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于1929年11月召开。会场上，许多代表都在讨论一个问题：红军该怎样打仗，怎样活下来、发展起来。徐向前被推选为特委委员，也在这次讨论中起了关键作用。
回顾他从黄埔入伍以来的经历，北伐中大多是正规战，多数由其他指挥员负责，而广州起义、东江游击战则是另一种路子。那些年，多次失败给他的冲击不小，特别是看到许多队伍盲目求战、轻易暴露，根据地刚形成就被摧毁，他对“游击战该怎么打”这个问题，一直放在心上。
在大别山，他经常与地方武装骨干交流，注重听取不同方面的经验。与戴克敏、曹学楷等人反复推敲后，最终归纳出七条游击战术原则，用比较朴素、易懂的方式总结下来：
其一，打仗要集中力量，行动却要分散游击，不把主力长期堆在一块；其二，每次作战尽量发动群众参与，让敌人感觉“到处都是红军”；其三，敌情不明时，不轻易硬碰；其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借助时间和空间磨对手；其五，拉着敌人“跑圈子”，让对方继续跟着耗；其六，对远距离而来之敌，先动员群众骚扰，再择机突然突击；其七，如果敌人有坚固工事，则避免冒险攻击。
这些原则，既有黄埔时期正规战术的影子，又结合了大别山山区实情，是血战之后得出的经验。1929年底，鄂豫边党代表大会把这“七条原则”正式写进《军事问题决议案》，成为全区红军共同遵守的战术规范。很多指战员坦言，以前吃亏，是因为“乱打”“单打独斗”，现在有了明确章法，心里更有底。
在党的领导与这套战术方针指导下，大别山根据地的红军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到1930年初，部队扩编为3个师，正式组成红一军，总兵力超过两千人。仅1930年6月至8月三个月，红一军三师合计消灭敌人七千余人，队伍扩大到五千多人。
随着力量发展，部队合编也随之进行。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并为红四军，徐向前担任参谋长。这个时期，他参与指挥攻新集城时采用坑道战术，将炸药装入棺材，埋入城墙根部引爆，一举炸开城门，歼敌上千。随后在双桥镇战斗中，全歼敌军三个师，俘获师长，粉碎敌人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图谋。
有意思的是，这些战术创新与七条原则并不矛盾。集中优势兵力攻坚，与平时分散游击、发动群众相互配合，让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依然能在局部战场形成压倒性优势。
四、双桥镇活捉老上级，八年之后才见毛泽东
1930年秋天，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兵力，准备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围剿”。第一轮作战中，红军与群众并肩作战，接连打了几次大胜仗，消灭敌人五千多人。蒋介石并不甘心，又从各地抽调兵力，准备南北夹击红四军。
到了1931年8月，岳维峻率领的部队推进至距离红军主力不足五十里的双桥镇。岳维峻并不是无名之辈，他是陕西军阀，曾做过冯玉祥部下的河南省督办。1925年前后，他担任国民军第二军军长时，徐向前所在的第六混成旅，正是归他指挥。这一层上下级关系，为之后那场战斗增添了特殊意味。
双桥镇一战前夜，红四军指挥部灯火未熄。地图摊在桌上，参谋长徐向前细致分析敌情。他判断，此次敌军共四个师两个旅，但各部之间矛盾重重，相互猜忌。北路主力还徘徊在信阳、罗山一带，三十一师滞留广水附近，真正孤军深入的是岳维峻的第三十四师，当天下午刚刚进入双桥镇，沿途又被地方武装多次袭扰，部队疲劳严重。
双桥镇地形四面环山，有利于红军隐蔽接近和实施包围。他提出以五个团为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实施合围，争取打一场歼灭战。军长与政委采纳了这个方案，部署三十二团监视其他敌军动向，主力连夜冒雨出发，向双桥镇靠拢。
天快亮时，雨停了，山间雾气还未散开，红军已经在预定位置形成合围。不久，攻击命令下达，部队从西北、东南方向同时突破外围防线。敌军遭袭后仓促组织反击，岳维峻亲自督战，还调来飞机支援试图稳住阵脚。
战斗最激烈时，徐向前与军长旷继勋站在制高点观察、指挥。子弹从耳旁呼啸而过，警卫员急声劝他们隐蔽，两人却依然站定不动，因为这个位置能及时看清各路战况，对协调部署至关重要。
上午十点左右，迂回部队从侧后发起攻击，与正面突击形成合力。周围乡村几十里内的群众，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纷纷拿起土枪、大刀参与围击，整个山头人声鼎沸。敌军几次试图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突围南逃，都被红军堵住。十师师长蔡申熙在战斗中负伤，仍坚持在阵地指挥，带头组织反冲击。
中午前后，敌军体力、士气已明显下降。红军投入预备队加强进攻，迅速冲入双桥镇内，打到敌人指挥所附近。面对局势逆转，大量敌兵放下武器投降。这场战斗到下午一点左右结束，第三十四师基本被全歼，一千多敌兵阵亡，五千余人被俘，缴获枪械六千多支，各类火炮数十门，岳维峻也落入红军之手。
当岳维峻得知对面红军参谋长是自己旧日部下时，不禁长叹一声，说出一句带有几分无奈的请求：“只要你不杀我，我就答应你提出的一切条件。”这句话，既折射出他对形势的判断，也从侧面体现了红军这一战打出的威慑力。
双桥镇大捷，使红四军声名大振，也标志着蒋介石在鄂豫皖地区的第一次“围剿”遭到沉重打击。地方上很快流传起“徐向前活捉老上司”的故事，大别山一带的老百姓，在茶余饭后谈起这位来自黄埔、却能蹲地割麦、又能在战场上斗倒旧日军阀上级的红军将领，往往带着几分敬佩。
不过，战场上的胜负，并没有让他变得轻松。1931年之后，他又先后参加鄂豫皖苏区的多次反“围剿”作战，随后转战川陕，在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的残酷斗争中，付出极大代价。部队规模时大时小，阵地也几经转移，有些胜仗打得振奋人心，有些失利却让人久久回不过神来。
更让人感叹的是，在这整整八年的战火生涯中，他始终没有机会与毛泽东见上一面。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武汉，交通员曾递给他一张写着“找毛泽东”的纸条，他按照提示在广州、武汉、九江一带四处打听，几天几夜奔波，终究没能如愿。这个名字，也因此在他心里留得更深。
直到1935年，形势出现新变化。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四方面军与中央的会师问题摆上桌面。向北突进、摆脱被动，这对于长期在西部苦战的部队来说，是新的希望。徐向前一边指挥作战，一边等待与中央红军接头的具体消息。因为战事繁多，他比其他一些将领晚了一段时间，才在7月中旬赶到芦花附近，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会面。
会见地点在藏区一间简陋的房子里，四壁空空，只有几件简单用具。毛泽东走上前，与他握手，说了一句：“向前同志，你辛苦了！”这话不长，却包含对多年南北征战的肯定。他也直言回应：“毛主席，我很想见到你！”毛泽东接着说：“我也一样啊！”短短对话，既有战友之间的亲切，也带着一些迟到多年的惺惺相惜。
这次会面，还有一个重要环节。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向徐向前授予一枚五星奖章，说明这是中央临时政府早就决定授予的荣誉，只是因为他长期在前线，始终没能到中央所在地参加会议，奖章就一直保留着。如今，终于在大草原上当面交到他手里。
对于这枚奖章，他的理解并不夸张，而是看作对整个红四方面军、对所有英勇战士的褒奖。毕竟，从鄂豫皖、到川陕，再到北上途中，牺牲与胜利是一起交织的。一个人的勋章，很难与那些倒在山谷、河畔的战友割裂开来。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种看似喜庆的气氛中，他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请求：希望中央考虑调离自己在红四军的职务，另行安排工作。多年来在张国焘直接领导下作战，很多事情让他左右为难，心里并不轻松。他认为自己的能力有限，担心继续担任原职，会影响到部队整体安排。
毛泽东听完，并未急于讨论这一请求，而是先肯定他这些年的战斗成绩，说“你们工作成绩很大，创造了两个大苏区，打了好多大胜仗”。对于“水平不行、能力差”的自我评价，毛泽东只是微笑，并没有顺着话题往下继续。在那间不大的房子里，战事安排很快转到北上问题上，具体的人事变动并没有当场展开。
这次会面时间并不算长，却给徐向前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他不仅记住了毛泽东的沉稳大度，也注意到周恩来的敏锐与善于思考，朱德的朴实平和。这些人，在此前多年里只存在于文件、传闻和战地电报中，如今突然具体成一张张面孔、一句句话语，对于长期在西线苦撑的红四方面军核心将领来说，是一种别样的震动。
如果把时间线拉开来看，从1927年拿着“找毛泽东”的纸条在武汉街头奔波，到1935年在芦花的藏民房屋中握手，这中间整整八年。广州起义、东江游击、鄂豫皖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复抵抗“围攻”，一次次转移，一次次重建，战友离散与队伍壮大交织在一起。徐向前在这些起伏中，既摸索出适合红军的发展道路，也逐渐找到自己在这支队伍中的位置。
那枚晚了多年的五星奖章，既是对过去一段历史的肯定，也隐含了一个事实：像他这样在大别山、在川陕摸爬滚打的指挥员，许多决定、许多战斗，都是在远离中央领导视线的地方做出的。八年征战未见其人，却又始终在其指导方针之下行动，这种微妙关系，正是那一代红军将领共同的经历。
从离开莲花山、踏上前往鄂豫边的路开始，他接连遇到三个关键节点：在大别山站住脚、以七条游击原则壮大队伍；在双桥镇活捉旧日上级、击破大规模“围剿”；在芦花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面对面，把自己多年战斗的经验和疑虑摆上台面。这些节点连在一起，构成了他那一段特殊的历史轨迹。
战火中的八年没有太多铺张的言语，更多是一仗接一仗的行军与对峙。那些被烟尘、雨水浸泡过的山路，那些深夜里昏黄油灯下画出的战斗箭头，才是徐向前在大别山挺进、在鄂豫皖立足、在西北草原终见毛泽东这条路上真正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