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九年，北京城的春天来得有些迟。

杨柳刚抽芽的时候，张廷玉站在贡院外的榜文前，手指在二甲名单上滑过，没有。

往下，三甲第一百五十二名——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二十九岁的他轻轻叹了口气。按规矩，三甲进士外放知县，翰林院是别想了。

可人生的事，谁说得准呢？

几天后，一道特旨传到桐城会馆：张廷玉着授庶吉士，入翰林院读书。

送旨的公公似笑非笑地补了句：“万岁爷看了您的卷子，说字写得端正。”

后来张廷玉才知道，那天康熙翻阅三甲卷宗，看到“张廷玉”三字时停了停，对身边的大学士李光地说：“可是张英的儿子？”得到肯定答复后，皇帝沉吟片刻：“让他进来看看吧。”

翰林院的日子清苦。

别人在编书写史，他在抄写文书；别人在诗酒唱和，他在整理档案。

有人笑他木讷，他只笑笑。父亲张英从老家来信，只写了两行字：“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他把信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

转机来得突然。

康熙四十三年的一个午后，翰林院掌院学士匆匆找到他：“南书房缺人整理蒙古舆图，你去。”

南书房不是什么正经衙门，只是皇帝读书写字的地方。可张廷玉一去就是三年。

三年里，他把漠南漠北的山川河流、部落驻地背得滚瓜烂熟。康熙偶尔问起，他总能对答如流。渐渐地，皇帝出行也带着这个沉默的年轻人。

草原的夜晚冷得刺骨。大帐里炭火噼啪作响，康熙批完奏折已是子时，见张廷玉还在灯下标注舆图，忽然问：“若你是蒙古王公，会选何处过冬？”

张廷玉放下笔，指着图上一条蜿蜒的河谷：“此地有水草，背风，离长城三日马程，可进可退。”

康熙盯着他看了很久，最后只说：“明日你随我去见科尔沁亲王。”

那是他第一次真正参与朝政。

回京不久，父亲病故的消息传来。

按制，丁忧三年。离京那日，几个同僚来送，都说可惜——正是上升的时候。

张廷玉跪在码头上，朝紫禁城方向磕了三个头，什么也没说。

三年守孝，他在桐城老家种了片竹子。

每日晨起读书，午后修纂父亲文集，傍晚看竹影扫阶。京城的消息时断时续：谁升了，谁贬了，谁站错了队。管家有时愤愤不平：“少爷若不回乡，如今至少也是个侍郎了。”他摇头：“该是你的，跑不掉。”

康熙五十年回京，皇帝召见时第一句话是：“你父亲的书，朕看了三遍。”第二句话是：“明日去司经局吧。”

司经局管太子文书。这是个微妙的位置——太子胤礽那时已两立两废，身边人如履薄冰。

张廷玉只管做事：文书该归档的归档，该销毁的销毁，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同。

太子曾想拉拢他，他恭恭敬敬地行礼，然后继续整理那些积满灰尘的奏本。

康熙五十九年，他调任刑部侍郎。

第一次审大案，是个牵扯八旗权贵的贪墨案。满尚书暗示他“酌情办理”，他连夜把卷宗看了三遍，第二天在堂上一条条列出证据。

案子照实判了，那位尚书气得摔了茶杯，他却收到康熙亲笔朱批：“理固当如是。”

雍正即位时，京城笼罩在诡异的气氛里。

九门提督半夜换防，畅春园灯火彻夜不灭。

张廷玉那几日闭门不出，只将康熙朝最后三年的奏折副本整理成册。第十天清晨，宫里的轿子到了门口。

养心殿里，新皇帝眼下乌青，声音沙哑：“先帝的遗诏，你怎么看？”

张廷玉跪得笔直：“臣只知，今上是先帝钦定的嗣君。”

沉默在殿中蔓延。良久，雍正笑了——那是他第一次见皇帝笑。“起来吧，”皇帝说，“礼部尚书出缺了，你去。”

真正的重用从这时开始。

雍正元年，他兼管都察院；二年，调户部清查亏空；四年，入值军机处。

那间小小的值房后来改变了清朝的命脉，而最初的规制就出自张廷玉之手：每日寅时入值，奏折分急缓，誊录有定式，一切都有条不紊。

有件事他记了一辈子。

雍正七年冬，西北军情紧急，他在军机处连续当值七日。

第八天夜里咳血，被强行送回府休息。

第二天天没亮，管家慌慌张张跑进来：“皇上……皇上来家里了！”

雍正真的来了，带着太医，还拎着支百年老参。

“朕不能没有你，”皇帝坐在他病榻前，“好好养着，朕等你回来。”

那一刻，这个从不轻易动容的安徽人，把脸埋进被子里，肩膀微微发抖。

雍正临终前召他入宫，当着几位亲王的面说：“鄂尔泰、张廷玉，可配享太庙。”

这是清朝开国以来，第一次有汉臣得此殊荣。他跪在龙榻前泣不成声，皇帝却摆摆手：“你哭早了……朕走后，你的日子才难呢。”

果然被说中了。

乾隆登基时已二十五岁，不是需要辅政的幼主。起初的客气是真的——称他“先生”，准他三日一朝，赐座赐茶。

但张廷玉渐渐发现，自己递上去的条陈，皇帝总是笑着收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鄂尔泰在时，两人还能互相制衡；乾隆十年鄂尔泰病逝，他以为该轮到自己主政了，没想到等来的是三十岁的讷亲。

那是第一次心凉。

真正撕破脸是为“配享太庙”的事。他老了，七十五岁，记性越来越差，有时说着话会突然忘记要说什么。

最怕的不是死，是死后雍正皇帝的承诺不作数。犹豫再三，还是厚着老脸进宫，跪请乾隆给个书面凭证。

乾隆答应了。可第二天，他因为风寒没能亲自谢恩，让儿子去了。就这一件事，皇帝勃然大怒。

“你是在试探朕吗？”朝会上，乾隆把茶盏摔得粉碎，“先帝的遗诏，朕会不遵？你让儿子来谢恩，是觉得朕不配受你的礼？”

紧接着，弹劾的奏折雪片般飞来：说他在桐城老家强买田地，说他儿子科场舞弊，甚至说他编纂的《明史》里有反清言论。

他知道，时候到了。

乾隆十三年春天，他获准致仕。离京那日，只有两个老仆跟着。

马车出广安门时，他掀开车帘回望——城楼在晨雾里渐渐模糊。

五十四年前，他也是从这个门进的京，那时怀里揣着父亲的荐书，心里装着整座江山。

回到桐城，他住进老宅最后面的院子，取名“退一步斋”。

京城的消息偶尔传来：讷亲兵败被杀，军机处又换了新人，皇帝南巡到了江宁……他听着，像在听前朝的故事。

有乡绅想请他题字，他总推说眼花；有旧属来信问候，他让孙子回信，自己只加一句：“安居乡野，勿念。”

乾隆二十年三月，杏花开了满山。那天他精神特别好，让仆人扶着在院里走了两圈，还把康熙赏的一方砚台找出来摸了又摸。

傍晚，他坐在竹椅上，看着夕阳一点点沉下山去。

“我这一生，”他忽然对守在一旁的孙子说，“就像这砚台里的墨——研的时候觉得浓，写在纸上才发现，也就是那么淡淡的一笔。”

这是他最后一句话。

讣告送到北京时，乾隆正在批阅奏折。他放下笔，走到窗前站了很久。

第二天，圣旨下：张廷玉配享太庙，谥“文和”，一切照雍正遗诏办。

太庙偏殿里，那块新做的牌位被安放在最边上的位置。

享殿正中，康熙、雍正、乾隆的神位静静立着。

香火缭绕中，汉白玉的牌面反射着幽光，上面刻着小小的满汉两行字：

“太傅保和殿大学士三等伯张廷玉之位”。

后来有史官论及此事，写道：“三朝风雨一身担，太庙烟冷汉臣冠。”

可说到底，配享太庙究竟是天大的恩荣，还是最后的体面？恐怕连躺在牌位后面的那个人，自己也说不清了。

只是每年冬至大祭，当祭司唱到汉臣名位时，那个名字总在最后被念出——声音穿过殿堂，混在檀香和钟鼓声里，轻轻落在雍正皇帝的神位前，像一声迟到了许多年的、终于尘埃落定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