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30日，202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共科目笔试结束，全国共有283.1万人参考。

此前，国考报名人数已达371.8万人，创近10年新高。

微博热搜第一被“国考”“申论”等词条占据，热议不仅围绕题目难度，还聚焦于一批新考生的加入。

在“国考首次打破35岁门槛”话题下，一位35岁考生受访时称：“感觉像多了个进‘复活赛’的机会”。

这一变化源于10月14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发布的公告：报考年龄放宽至38周岁以下，2026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1981年10月后出生）。这是1994年国考举办以来，首次有35岁以上考生走上考场。

政策落地后，准备“复活赛”的人群开始积极备战。

一个“上岸自律打卡群”聚集了“35岁+”考生。近日聊天中，有人喊“背到地老天荒”，有人请教高效学习方法，还有人学到凌晨两点多，“第二天还得去考试”。

国考笔试虽已结束，但他们仍在更长的战线中坚持。“大家聊今天学了啥，啥题不会，听谁的课，”群主张薇说。群里有人失眠会喝酒助眠，“有时看到照片，一边是卷子，一边是烤串配啤酒”。

作为公务员考试辅导老师，张薇在公告发布前就察觉到政策调整的苗头。

2024年11月，四川、浙江、山东等7省市发布2025年省考公告，部分岗位年龄限制从35岁调整为40岁。

2025年5月，上海公务员招录公告明确，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报考年龄可放宽至40岁以下，报考工青妇机关专职干部中工会、妇联系统职位的，年龄限制也可放宽至40岁以下。

看到这些消息，张薇曾和同事讨论国考是否也会放宽年龄限制，但政策未明确前，猜测始终缺乏依据。

10月14日，张薇刷抖音时看到一条视频新闻，确认了自己的猜想。

次日国考报名启动，她在报名网页上首次填写个人信息，37岁正式开启考公之路。

2010年前后，张薇参加过一次公务员考试。当时她刚大学毕业，被朋友拉着“顺便”报考了辽宁当地的事业编岗位，该岗位招两人，她笔试成绩排第三。“考得不错，但薪资没达到预期，就没参加面试。”张薇回忆。

之后她很快忘了这事，合伙开了婚礼策划工作室，一干就是10年。2020年前后，生意出现波动，“定制需求越来越少，之前的经验也不再管用。”

35岁时，张薇关掉工作室，在朋友邀请下进入考公培训行业。她认为这可能是新兴的朝阳行业。

中公教育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6年，国考报名过审人数从137.93万增至371.8万。

这份工作并不轻松，张薇每天既要上课，还常需全国各地出差。年龄限制放宽的消息确定后，她也萌生了考公的想法。她向机构同事要来资料，工作之余一边刷题学习，一边关注各类岗位的报名信息。

像张薇这样想抓住年龄放宽机会的并非个例。

10月27日，她在小红书发布一条讨论帖后，吸引了不少大龄考生的关注。大家组建了微信群，交流备考心得和困难。小半个月后，一群中年人聚集在了这个“上岸自律打卡群”。

大家考公的原因大同小异。有人待业在家，把考公当作机会；有人因业绩压力大，想换工作；有人担心到了年龄被裁或降薪，想找备选方案。他们察觉着生活中潜在的危机。“群里有人提到，她现在单位各方面都还行，就是效益不好，担心公司‘黄了’怎么办？”张薇说。

群成员大多超过35岁。这群步入中年的人各自面临不同困境，考公成了他们共同的选择。每个人都试图寻找第二次出发的机会。

张薇组建的考公群已有50人。每到凌晨一两点，群里便活跃起来。大家白天无暇备考，只能深夜交流几句学习体会。

相比上百万考生，他们如同一个微缩的社会样本，其处境具有普遍性。

33岁的周静辞去了国企十多年的工作，直接原因是休完产假后，领导要求她立刻断奶并调岗销售。“我问，哺乳假是我的权利，为何要断奶？我不是销售岗，为何要做销售？领导答复，公司营收困难，你必须接受。”

那一刻，她下定决心不能再继续下去。“我分析了自己的情况，若现在换工作，或许几年后又会遇到类似问题，陷入循环。”

她说，“我只想找一份不会失业的工作。”

二、被打碎的中年人

报名选岗时，这些大龄考生都默契地选择了离家近的岗位。

武汉的周静此前上班需开车50公里。选岗时，她在地图上逐一排查可报岗位，最终选定离家仅600米的单位。

周静表示：“绝大多数‘85后’大龄考公人已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工作离家太远会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我想在唯一可控的因素上做到最优，让生活更平衡。”

中年是社会身份最复杂的时期。在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所有选择都需权衡代价。备考公务员，意味着必须对所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彻底的再分配。

张薇在职备考，每天6点多起床，丈夫6点30分送孩子上学后，她开始学习，持续到8点30分准备上班。晚上7点下班回家，继续学到8点孩子回家。陪孩子玩一会儿，等他洗漱睡觉后，再学到半夜12点。

她心里清楚：“在职备考时间本就不足，如果连3小时都学不够，竞争力会更弱。”

周静备考前辞了工作，还为集中精力搬离家里，把孩子交给家人照顾。但她发现心很难静下来。

她不主动联系家里，“一想到孩子找妈妈、听到他的哭声，心里就难受。”她认为照顾孩子是小家庭的责任，不该转嫁给父母。“这两点让我内心无法平静。”一周后，她又搬回了家。

回家后，全家分工重新调整。早上父母带孩子外出，她关上门做一套题。

做完题对完答案，她接手照顾孩子，哄他睡午觉。等孩子睡着，她再学几个小时，如此反复。日常中，丈夫主要负责经济支持，主动承担全部房贷，为此更频繁出差跑业务；周静的父母则负责主要家务。“从决定做这件事起，必须得到全家实实在在的支持。”周静说。

也有人因承受不住全家期待的压力，选择瞒着家人备考。不眠姐考编制时还未从大厂离职，刷题全靠午休偷偷进行。

笔试通过后，她每晚等家人入睡，便在黑暗的客厅里无声练习网上找来的面试题，模拟问答，看考公博主的讲评。每天一小时，持续练了一周多，家人都未察觉。

因国考未选到合适岗位，张薇决定先考社区等基层单位，同时准备明年省考。一次考试在大学举行，考完她在校园散步，找地方坐下，“时间过得真快，毕业都15年了。”她感慨。

准备开车回家时，疲惫突然袭来。如今她既要备考，又要工作养家、照顾孩子。想到这些，她觉得车都开不动了，只想坐着好好睡一觉。

三、“如何显得年轻一些？”

备考是一条漫长的路，并非所有人都能坚持到底。张薇时常听说有同龄朋友突然退出，原因各异：工作、家庭、孩子、岗位适配度、竞争激烈程度、未来晋升空间等。

对这些“大龄考公人”而言，年龄是无法忽视的因素，对招录单位亦然。

“很多人问我，怎样才能在面试时显得年轻些，不被看出年龄。”李茜是中公教育总部研究院专家，14年来除研究考公数据与政策，也承担部分教学工作。与“大龄考生”交流时，年龄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他们担心显老会被淘汰，其实并不会。”

一方面，应届毕业生在国考招录中的占比在2021年~2025年稳定在58%~67%的较高水平，但大龄考生与应届生很少直接竞争，不限制报考的岗位上，大家机会均等。

另一方面，李茜指出，公务员面试采用“双盲”形式，考官并不掌握考生的姓名、年龄、学历等信息，不会过度关注年龄。“考公的限制条件不只年龄，专业、学历、政治面貌、工作经历等因素，在最终录取中比年龄更具决定性。”例如学历，今年国考中，“本科及以上”的岗位占总招录岗位的73.3%，占据绝对优势。

专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2026年国考中，14个部门在笔试阶段设置专业科目，56个部门在面试阶段开展专业能力测试。不同单位职能对应差异化专业要求，例如经济类的税务局、执法类的海关海事部门，以及外交部等中央部委，招录标准更为细化。少数岗位还额外要求英语或计算机能力。

部分大龄考生可凭借过往工作经历获得优势。不眠姐曾在体制内工作10年，后进入大厂。此次考编时，她针对专业要求严格、需中级职称及党员身份的岗位报考。“限制条件多，竞争对手就少。”她此前考取的中级职称恰好派上用场。

这种匹配并非偶然。公务员招录专业化趋势与劳动力结构变化相关——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4》显示，1985年至2022年，全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从32.25岁升至39.72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务员考试和干部任用的年龄限制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旨在推动干部“年轻化”，沿用至今。他提到，当前职场普遍存在的“35岁门槛”可能源于公务员考试标准。

近年来，随着学制延长、退休延迟和预期寿命增加，年龄限制正面临放宽或取消的趋势。“未来就业和人才评价将超越性别、年龄等限制，更注重候选人的经验、技能和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构建选贤任能的体系，实现人才的最优利用。”

四、交换身份的人

2026年是国考招录年龄限制放宽的首年，政策对大龄考生的实际影响尚不明确。

据网易新闻数读栏目对2026年国考职位表的分析，不限应届生身份的岗位仅6932个，计划招录12365人，不足总规模的三分之一。

可以预见的是，这部分岗位的竞争可能更加激烈，但最终结果如何，仍无定论。

马亮认为，“现阶段政策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尽管年龄限制放宽，但由于招录更偏向应届生，最终录取者可能仍以相对年轻者为主。”政策的持续性和影响有待观察。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望则持乐观态度，他认为“政策的实际效果是长期积累并逐步扩大的，未来将逐渐覆盖大多数岗位。”

对于成功进入体制的大龄公务员，马亮指出，他们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如何适应新环境并取得进步。

“上岸”并非终点，体制内的生活也各不相同。

周静成为区直单位公务员后并未轻松下来。她的手机需全天开机，工作信息必须及时回复处理。“我常跟体制外的人说，公司可以停业，但社会不会停止运转。所以政府工作人员没有真正下班的概念。”她解释道。

作为在35岁“卡点”进入体制的一员，周静早有心理准备。“现实是，你35岁才考进来，而单位里的年轻人可能毕业后就进来了。虽然你年龄大，但他在体制内的资历比你深，你得叫他师父，这是必须接受的事实。”

体制内职级晋升有年限要求，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明确规定的。“和22岁进来的同事相比，你们的成长空间天然不同，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周静说。

不眠姐在此次进入体制前，已对今后的生活有所预想。10年前，她“从岸上入海”，是对“一眼到头”人生的反抗；如今再次“上岸”，只是希望在较小压力下走完最后10年的职场生涯。

步入不惑之年，不眠姐已不太在意得失。面试时，她在候考室遇到两个二十多岁、脸带婴儿肥的姑娘。

两人穿着黑色西服套装，坐姿端正，反复翻看纸质资料，“感觉她们很紧张，空气都快凝固了。”不眠姐打破沉默，和她们聊起自己经历过的结构化面试，大致会遇到哪些问题。

她劝她们：“把考公当成一次历练就好。”

后来，不眠姐被录用，单位里依旧是那套熟悉的猪肝色桌椅。桌上黑色的文件架、笔筒、笔记本、文件夹，与座机听筒上的卡通贴纸、隔板上的小花挂钩形成反差，这些细节暗示着座位的前主人很年轻。

同事告诉她，那是个“95后”女孩，毕业后考入单位，总埋首于文件，不是开会就是写材料，话少却忙碌。谁也没料到，她忽然辞职，因被一家体制外公司录用。

即便考公考编热度不减，有人进入，也总有人离开。

不眠姐与这个未曾谋面的女孩交换了身份。相比大厂时期，她的生活从容许多，不再忙得脚不沾地，还能抽空报班学喜欢的乐器。

“她离岸追寻向往的自由与新世界，我沉浮十年后选择停靠这个小港湾。”不眠姐说，“无论岸或海，最终都是为了内心的宁静与舒适。”

（文中的张薇、周静、不眠姐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