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60年代上海接连发生古董被窃案，北宋的花瓶、唐伯虎的真迹不翼而飞！门锁完好！警方仅靠一个脚印破案......
01
1961年3月8号，礼拜三。
对在小学算术老师钟必鸣来说，这个日子往后几十年提起来，都像嗓子眼儿里卡了根鱼刺，吞不下吐不出，只剩无穷无尽的烦心。
钟必鸣一家四口，住在上海卢湾区的宁海西路。
搁在旧社会，这儿是法租界的地界，有个洋名叫“华格镍路”。
青帮里头号的大亨，杜月笙杜老板，曾经就住在这条路上。
跟大名鼎鼎的杜老板做邻居，是有实实在在的好处的，那就是安生。甭管是江洋大盗还是鸡鸣狗盗的小毛贼，都没那个胆子把贼眼往这片儿地上瞟。
直到五十年代末那会儿，整个卢湾区里，就数宁海西路的偷盗案发案率最低。
可就在3月8号这天，这持续多年的平静被人打破了。
那天是礼拜三，钟必鸣下午没课，下午一点半就晃晃悠悠地回了家。
家里头一切如常，静悄悄的。
主卧室里，那口装着失窃古董的红木柜子，上头的“永固牌”铁挂锁也锁得死死的，纹丝不动。
那天阳光很好，钟必鸣寻思着，把柜子里的线装古籍拿出来晾一晾，去去潮气。
他从腰上解下那串从不离身的钥匙，找到开柜锁的那一把，插进去，“咔哒”一声，锁开了。可等他拉开柜门，伸手就往里一摸，心里头忍不住“咯噔”一下——坏了！
原本用旧棉布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着，妥妥当帖放在柜子最里侧的那对北宋花瓶，不见了！
那对花瓶古朴高雅，就算是个完全不懂古玩的门外汉，也能看出绝对不是寻常物。
说起来，这对老古董花瓶，并非钟家的祖传之物。
钟必鸣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出身平民家庭。
年轻时候的他，也算是个热血青年。
抗战爆发后，钟必鸣跟几个意气相投的年轻人一合计，去了重庆，加入了国民党远征军，准备开到缅甸、印度去跟日本人干仗。
那对北宋花瓶，就跟钟必鸣的参战经历有关系。
在远征军司令部当翻译期间，钟必鸣认识了一个叫李新贵的上海浦东老乡。
李新贵名义上是远征军的少校参谋，可实际上是“军统”特务。
两人都是上海人，脾气也合得来，一来二去，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后来抗战胜利，钟必鸣和李新贵都回了上海。那之后，两人的来往就渐渐少了。
直到上海解放前一个礼拜的深夜，李新贵突然造访，神色慌张。
他从一个布袋里小心翼翼地捧出这对花瓶，跟钟必鸣说，自己奉了上峰的命令，要紧急赶去南方。由于手头紧，连盘缠都凑不齐，想找借二百块大洋。这对祖上传下来的花瓶，就先押在钟必鸣这儿。
钟必鸣这人讲义气，当即就去里屋取了二百块锃亮的大洋出来。
他万万没有想到，跟李新贵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再次听到这位老朋友的消息，已经是1949年底了。
那阵子，上海滩的大街小巷，隔三差五就会贴出市军管会的判决书，上头一个个名字，都被朱红的墨笔打上了大大的叉，那就意味着，名字的主人已经被处决了。
有一天，钟必鸣在他供职的银行门口墙上，又看到了一张新贴出来的判决书。
他无意中扫了一眼，里头一个名字让他心里猛地一跳——李新贵。
再往下看判决内容，钟必鸣才知道，这家伙解放前压根儿就没去什么南方，而是奉命潜伏了下来，还当上了什么“国防部保密局江浙沪地下特别纵队”的副司令。
看到这里，钟必鸣心里头五味杂陈，不住地微微摇头。
因为当过国民党远征军的译员，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钟必鸣也算是“反动军官”，名字被悄悄地列入了内部控制人员的名单。
当然，他毕竟只是搞翻译工作，没干过什么坏事，政府也没怎么为难他。
但人民银行毕竟是国家的金融要地，像他这样历史背景复杂的人，是不能久待的。
于是1953年，一纸调令，就把钟必鸣调到了小学当数学老师。
到了57年左右，眼瞅着教师队伍里一批批的同事被打成“右派”，下场凄惨，钟必鸣吓得胆战心惊，成天夹着尾巴做人。
他心里琢磨，瞧这势头，往后还不知道要搞什么运动，自己这不清不白的历史，难保哪天不被扣上顶帽子，小命不保，得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啊。
他盘算了一下家里，也没啥值钱的东西了，就剩下李新贵当年抵押的那对花瓶。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对花瓶是北宋的古董，只想着，不如先拿去估个价，往后万一真出了什么事也好卖了应急。
考虑到礼拜天人多眼杂，钟必鸣特地挑了个自己没课的工作日下午，悄悄回家取了一个花瓶，用布包了好几层，直奔文物商店。
估价的结果大大超过他的预料，据店里的人说，这对花瓶单个卖，三千六；要是一对一起卖，能给到八千块！
当时上海滩一个刚出师的青年工人，月工资也就三十几块钱。
这对花瓶居然值八千！
钟必鸣可不敢再大意了。
他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五金店，买了一把沉甸甸的铁锁，将花瓶小心翼翼放进柜子，然后把柜子给结结实实地锁上了。
从此，这口柜子就成了钟家的保险箱，被从客厅移到了主卧室里。
可是今天，钟必鸣打开柜子，却发现那对价值连城的宝贝已经不翼而飞了。
他踉踉跄跄地冲出家门，直奔龙门路派出所报案。
接待的民警一听丢失的花瓶竟然值八千块，眼睛当场就瞪圆了，立马把情况报告给了所长蒋巍。
蒋所长一听也坐不住了。他当即叫上另外两个民警，一行人风风火火地就直奔钟必鸣家。
一进门，钟必鸣又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
钟必鸣反复强调：“家里和柜子上的锁一点撬过的痕迹都没有。我回家的时候，门关得严严实实，这柜子也锁得好好的，要不是……要不是我想晒书，根本发现不了！”
蒋巍心里头也犯嘀咕：门锁、柜锁都完好无损，这贼是怎么进去的？难道是飞天遁地不成？还是有家贼作案？
刚好此时，钟必鸣的妻子胡金萍接儿女放学回家了。他们一听家里丢了东西，也紧张的不得了。
蒋巍让民警小梁留在现场保护，自己匆匆赶回派出所，向卢湾分局上报案情。
分局那边一接到报告，也是大为震惊。
八千块的盗窃案，在整个上海市都算得上是特大案件了。没过多久，分局刑警队队长洪初秋带人赶到了现场。
洪初秋没有急着问话，而是戴上手套，对整个屋子进行了一次细致的勘查。
大门和柜门的锁都没有破坏痕迹，柜门上除了主人钟必鸣留下的杂乱指纹，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的痕迹。
这太像是一出“监守自盗”，然后谎报失窃的戏码了。
种种疑点都指向了钟必鸣本人。
然而，洪初秋却不这么认为。
他围着主卧室来回踱步，突然将视线停在了主卧室的门槛上。
那是一道老式的木制门槛，因为常年踩踏，油漆已经磨损得差不多了。就在门槛靠里侧的位置，有一个极其不起眼的痕迹。
洪初秋蹲下身，用放大镜仔细观察——那是一小块鞋印的边缘，看纹路，像是一只穿了很久的旧鞋留下来的。
很快，一张清晰的照片就拍了出来。洪初秋拿着照片，让钟家四口人把他们所有的鞋子都拿出来进行比对。结果，没有一双鞋能对得上。
这个发现，至关重要！
洪初秋推测，这个窃贼具备很强的反侦查意识。
他作案后，把地板上的脚印都擦掉了，却百密一疏，唯独漏掉了门槛上这不起眼的半枚鞋印。
也就是说，一个手法高超的窃贼，打开了层层门锁，在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痕迹的情况下，盗走了价值连城的古董，只在现场留下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线索。
这个对手，不简单。
洪初秋知道，一场与顶级窃贼的较量，已经正式开始了。
02
当时，坐镇上海市公安局的，是老红军出身的黄赤波。
这位黄局长作风强硬，要求严格。他给全市各个分局的局长立下了一个的规矩：每天下午四点，必须准时到市局开碰头会，汇报当天辖区内的治安动态、社情民意。
这天下午的碰头会，卢湾分局的局长就把钟家这起价值八千元的古董失窃案作了汇报。
黄赤波当场拍板：“抽调精干，全力破案！”
局长发了话，下面自然是闻风而动。
当天晚上七点，专案组就在卢湾分局正式挂牌成立了。
组长由洪初秋担任，组员包括老刑警伍博，以及三名骨干。
专案组碰头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案情进行分析。
大家围坐在会议室里，桌上摊着照片和笔录。
洪初秋首先发言：“我看，案犯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用钥匙开的锁。先用钥匙打开大门，潜入室内，再用钥匙打开柜锁，盗走花瓶，然后从容离开。”
那么，新的问题就来了：案犯的钥匙，是从哪儿来的？
据失主钟必鸣自己陈述，大门的钥匙，只有他和妻子、儿子三个人都有。
但是，那口红木柜子的钥匙，却是只有他一个人掌管。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那串钥匙都是用链子牢牢地拴在腰带上，就算开锁的时候，也绝不会从链子上取下来。
接着，大家又把目光聚焦到了案发时间上。
根据钟必鸣的回忆，上个礼拜六，也就是三月四号的晚上，他曾打开柜门看过，当时花瓶还在。
也就是说，花瓶失窃的时间范围在3月4号晚上，到3月8号下午之间。这为接下来的调查，划定了一个明确的时间坐标。
最后，刑警们还注意到了另一个问题。
据钟必鸣描述，那对花瓶每个都有一尺来高，直径大约四寸，两个加起来，体积可不小。要把这样一对花瓶带离现场，不管是用布包着还是用箱子装着，都是比较显眼的。
钟家所在的宁海西路地处市中心，白天人来人往，再加上周围都是商铺，按理说应该会有人看到过一个拿着可疑包裹的人。
可为什么走访下来，却没有任何人提供线索呢？
根据以上分析，专案组迅速制定了下一步的侦查方案，决定兵分三路，同时展开调查：
第一路，去钟必鸣任教的小学进行外围调查，了解他平时的个人嗜好、经济状况有无异常，以及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第二路，分别前往钟家子女就读的技校和中学，通过校方，侧面了解两个孩子的情况，看看他们最近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消费，或者结交了什么可疑的朋友。
第三路，也是工作量最大的一路，对宁海西路上的住户、商家进行更细致的走访，重点询问是否有人看到过携带可疑包裹的人物出现。
次日一早，五名刑警分头出发，调查工作全面铺开。
然而，一整天的辛苦奔波下来，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晚饭后，专案组继续开会。
目前看来，此案只有两个切入点：一个是案发现场那半枚鞋印，另一个，就是那神秘的开锁方式。
大家讨论下来，一致认为，从鞋印入手信息太少，从“钥匙”查起似乎更靠谱一些。
如果钟必鸣说的都是真的，那么案犯想从他身上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钥匙或者拓取印模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那么，剩下的可能就只有一种——案犯使用了类似万能钥匙之类的专业开锁工具！
无论是拓取印模后配制钥匙，还是使用万能钥匙，都绕不过一个特殊的群体——锁匠！
排查全市锁匠，这活儿说起来容易，干起来才知道有多磨人。
从第二天，也就是3月10号开始，专案组的五名刑警就跟上了弦的发条一样，开始了满上海的奔波。
上海的锁匠铺子和摊头，大大小小加起来得有好几百家。专案组人手有限，只能分头行动。
一天下来，骑着自行车跑得腿肚子转筋，可调查进展却慢如蜗牛。
这项还没干出头绪的活儿，却被另一桩突如其来的大案给硬生生打断了。
就在当天夜里，卢湾区，又发生了一起盗窃案！
案发地点在合肥路上一处独门独户的小院落。
这家的男主人名叫曾国昌，是南京路上百年老字号“盛锡福帽店”的店员，最近在家病休。
他老婆王秀珍，是妇产医院的药剂师。家里头，还同住着曾国昌年近七旬的老母亲。
曾家祖上也是殷实人家，只是后来家道中落，只剩下这座老宅子和两幅祖上传下来的古画了。
这两幅古画，那可是了不得的宝贝。
一幅是元代书画大家赵子昂的，另一幅，则是明代大才子唐伯虎的真迹。
而昨晚，曾家被偷的，正是这两件国宝级的古画。
那个年代，老百姓基本没什么夜生活。昨晚，曾家四口人，八点还不到，就都熄灯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天色不过蒙蒙亮，曾国昌就起床了。
他有多年的习惯，每天早上要在院子里打一套太极拳。
打完拳，他给自己沏了杯热茶，看到母亲也颤巍巍地从楼上下来了。
老太太跟他聊了几句家常，忽然提起一件事：“国昌啊，我昨晚睡得迷迷糊糊的，好像听见我房门前那过道上，有很轻的脚步声。是你晚上起夜了吗？”
曾国昌摇摇头：“没有啊，我睡得好好的，一觉到天亮。”
正说着，他老婆王秀珍也打着哈欠下楼来了。
她听了这话，心里头立马就“咯噔”一下，说：“别是真的有小偷溜进来了吧？我还是上楼去看看才放心。”说完，转身就急匆匆地上了楼。
也就一分钟不到的工夫，楼上突然传来王秀珍一声尖锐的惊叫！
曾国昌心里一沉，也顾不上别的了，三步并作两步就往楼上冲。
只见王秀珍正站在他们卧室门口，急得直跳脚，指着屋里，声音都变了调：“不得了了！放在大橱里的那两幅画……被偷了！”
曾家立刻向嵩山路派出所报了案。
派出所的民警一听是古画被盗，马上就联想到了前两天发生的钟家古花瓶失窃案！所里不敢怠慢，立刻派人赶往曾家保护现场，同时火速向卢湾分局打电话汇报。
分局这边一听，也是大吃一惊，也觉得这案子跟钟家那案子脱不了干系。
专案组长洪初秋率领着全组刑警，火急火燎地赶往合肥路的案发现场。
刑警们一到现场勘查，心里就全明白了。
曾家的失窃现场，简直就是钟家失窃案的翻版！
案犯同样是悄无声息地打开了曾家的院门、屋门和卧室门这三道锁，光着脚进入卧室，在大橱里准确地找到了用油布包裹着的两幅古画。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目标明确。
刑警们推测，可能就在案犯准备离开的时候，隔壁房间的曾母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无意识地发出了梦呓声或者咳嗽声。
这声音惊动了窃贼，于是顾不上再做清理，赶紧逃离了现场。
也正是因为这份慌乱，让他没能像在钟家作案时那样把留在现场的痕迹擦拭干净。
技术员迅速对现场留下的那几个赤脚脚印进行了测量和拍照。经过初步换算，脚印的尺寸对应的鞋码，应该是三十九号。
这个尺寸，与之前在钟家主卧室门槛上发现的那小半枚旧布鞋鞋印的局部尺寸，完全吻合！
刑警们当场就作出了初步认定：钟、曾两家的盗窃大案，系同一案犯所为！
卢湾区接连发生惊天盗案的消息，很快就飞到了市局局长黄赤波的办公桌上。
黄赤波给卢湾分局下达了指示：十天之内必须破案！此外，市局还给分局派了个外援——刑侦处副处长孔同钧。
孔同钧一到卢湾分局，先去见了分局的几个领导。
“十日破案”的命令如同一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了每个人的心头。
洪初秋先是把两起案件的详细情况向孔同钧作了详细的汇报。
孔同钧点了支烟，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然后停下来说：“大家先别急，咱们先把这两起案子好好地议一议，分析透了，再来讨论下一步该从哪个方向下手。”
一干刑警你一言我一语，把各自的想法都摆了出来。
最后的焦点，还是落回到了那神乎其神的开锁方式上。
这个点，其实之前洪初秋他们已经研究过了，并且定下了排查全市锁匠的调查方向，只是因为今天上午合肥路这边又出了案子，才临时给搁置了。
现在，孔同钧拍板决定，继续执行原计划！
“不管这个贼有多狡猾，他那手开锁的本事，绝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孔同钧把烟头在烟灰缸里狠狠地摁灭，“挖地三尺，也要把那个给他提供技术或者工具的人给挖出来！”
孔同钧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他当机立断，申请特批了两辆摩托车给专案组使用。
车辆一到位，专案组立刻重新进行了分工。几个路途最遥远的区，像杨浦、普陀、闸北这些地方，都划给了乘坐摩托车的两组刑警。
剩下的近一些的区，则由骑自行车的刑警负责。
兵分几路，齐头并进。
这样一来，调查的效率确实是大大提高了。
从三月十号下午开始，一场针对全上海锁匠行业的地毯式大排查，就此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十二号下午，整整耗费了三天。
专案组走访了全市三百七十九名在册的锁匠。可盘查下来，所有人的说法都出奇地一致：没人擅自出售过钥匙坯子，更没人向外人传授过开锁的独门绝技。
所有的线索，到这里，戛然而止。
十天期限已经过去了一小半，可案子非但没有任何进展，反而像是走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迷宫，连方向都找不着了。
这下，连经验丰富的孔同钧，都有些傻眼了。
往下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像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专案组每个人的心头。
孔同钧想不明白，洪初秋也想不明白，其他刑警更是连一点头绪都没有。
专案组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为了寻找线索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在上海滩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心里头却隐隐约约意识到了这两起大案的幕后真凶。
03
这个青年，是十六铺蔬菜果品批发公司的职工，名叫彭唯富，那年刚满二十岁。
彭唯富出身锁匠世家。
他老爹彭银海，曾在英国人开的锁厂里当技工师傅。后来锁厂倒闭，彭银海就支了个摊儿，开了一家修锁配钥匙的小铺子。
彭唯富就是在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和锉刀摩擦声中长大的。
小的时候，他每天的任务，就是给他爹跑腿，给配好钥匙的客户送上门去。空下来的时候，老彭就把自己那一身的手艺，一点一点地往儿子脑子里灌。
彭唯富看得多，听得多，耳濡目染之下，没几年工夫，不但能独立修锁配钥匙，甚至连一些技术含量颇高的活儿都干得有模有样。
1958年，上海滩都掀起了一股大办工业、大办商业的热潮，到处都在招工。
彭唯富被时代的浪潮推进了工厂的大门，进了十六铺蔬菜果品批发公司，当了一名学徒。
1960年12月30号，一场意外改变了他平静的生活。
那天，彭唯富刚好休息。他去了粮站和街道，准备把下个月全家人的口粮、布票、肉票给领回来。
回家的路上经过菜场，他看见有人在排队卖山芋，也跟着排进了长长的队伍。
可轮到他的时候，他伸手往口袋里掏钱，才发现装着钱和票证的钱包已经不翼而飞！
在那个年代，没钱，还能跟亲戚朋友借。可要是没了粮票，没了买肉买蛋的票，是要活活饿死人的！
那一刻，彭唯富站在嘈杂的菜场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不敢回家，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就那么沿着马路，漫无目的地往前走。
走着走着，忽然有人从后面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他回头一看，是个和他年纪相仿，衣衫褴褛的小乞丐，手里还提着根打狗棍。
彭唯富以为是要饭的，不耐烦地摆摆手：“没有！走开！”
可那小乞丐却没走，反而从怀里掏出一个用纸包着的、还带着点热乎气的烧饼，递过来说：“这位小哥，看你脸色不对，还没吃饭吧？先垫垫肚子。”
彭唯富这才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跟那小乞丐聊了起来，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都说了。
可谁能想到，好运，竟然就这么匪夷所思地降临了。
那个自称“小曹”的乞丐听完他的遭遇，一脸同情地说：“你这事儿，找警察没用。不过，我认识一个人，叫老吴，他或许能帮你一把。”
彭唯富问：“老吴是谁？”。
小曹神秘地一笑：“他也是个叫花子，是我们这片儿的头儿。道上的事，没他不知道的，我让他帮你打听打听。”
彭唯富将信将疑，但眼下已经走投无路，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他跟着小曹，穿过几条小弄堂，来到了一个破庙里，见到了那个传说中的“老吴”。
一见面，彭唯富就吃了一惊。眼前的这个“老吴”，哪有半点乞丐的样子？
四十来岁，身材清瘦，脸上干干净净，还戴着一副眼镜，身上穿着一件整洁的蓝卡其布中山装，说话斯斯文文的。
小曹把彭唯富的情况跟老吴一说。
老吴听完，沉吟了片刻，看着彭唯富，慢条斯理地说：“宁海西路那一片，旧社会是杜老板的地盘，道上有道上的规矩，没人敢在那儿乱来。现在是新社会了，但有些老规矩，还是要讲的。我帮你问问，你把住址留下，有消息了，我让小曹去通知你。”
彭唯富压根没抱多大希望。
可让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中午，小曹竟然真的和那个老吴一起，找到了他工作的单位。
老吴从怀里掏出一个钱包，递到他面前：“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彭唯富接过一看，正是自己丢的那个！
他感激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当场就要把一部分钱拿出来酬谢。
可老吴却笑着把他的手推了回去，说了：“老弟，钱就算了。以后，咱们交个朋友。”
一场看似偶然的街头奇遇，就这么把一个安分守己的小工人和一个乞丐头领的命运，悄悄地联系在了一起。
而彭唯富当时并不知道，这份从天而降的“好运”，其实是一份早就为他精心准备好的、价值连城的“礼物”，而他，也即将为此付出他难以想象的代价。
钱包失而复得，彭唯富对那个叫老吴的乞丐头领，心里头是既感激又敬畏。
他本以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两人萍水相逢，以后也不会再有什么交集。
可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就在大年初四那天下午，彭唯富正在单位值班，老吴提着一个篮子就出现在了他面前。
篮子里，装着满满一篮子花生和沉甸甸的十斤黄豆。
老吴笑呵呵地说：“彭老弟，过年好啊。家乡带了点土产过来，不成敬意，给你父母拜个年。”
彭唯富很感动，谢了又谢。
可也正是这份厚礼，让他心里头泛起了一丝疑惑。
从丢钱包到找回钱包，再到老吴今天上门送礼的整个过程，他总觉得这里头有点不对劲，有点太顺了，顺利得像是在唱戏一样。
这事儿还没过一天，第二天下午，那个小曹又找来了。
这次，是说他舅舅老吴病了，发高烧，想问问彭唯富能不能帮忙搞点退烧药。
彭唯富一听恩人病了，立刻拉着小曹直奔十六铺的医院，配了一堆治感冒发烧的药，然后跟着小曹，一起去董家渡的破庙里探望老吴。
到了破庙一看，老吴确实是病了，躺在草垫子上，脸烧得通红，额头烫手。
不过，精神头看着倒还行。
见了彭唯富，老吴挣扎着要坐起来，被彭唯富按了下去。
两人寒暄了几句，老吴咳嗽了两声，忽然话锋一转，说有件事儿想请他帮忙。
彭唯富正是一心报恩的时候，想都没想，拍着胸脯就一口答应下来：“只要我能办到的，绝不含糊！”
老吴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他指着旁边的小曹，又指了指庙里另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说：“小曹是我嫡亲的外甥，那个叫小郑的，是我外家的侄子。上次听你说，你家是锁匠出身，不知你是否愿意收下他们两个做徒弟，传他们一点修锁配钥匙的技术，也让他们将来回乡后，能有口饭吃。”
彭唯富自然是没有拒绝的道理，当即就点了点头。
老吴一见他点头，立刻冲着小曹和小郑喝道：“还愣着干什么！快给你们师傅磕头！”
小曹和小郑“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响头，脆生生地喊了声：“师傅！”
这天是1961年2月18号。
从第二天开始，由彭唯富利用业余时间，到破庙里来，向他的两个徒弟传授锁匠的基本技术。
说也奇怪，每次他去的时候，只要庙里还有其他乞丐在，老吴只消一个眼神，那些乞丐，甭管老的少的，立马就悄无声息地溜了出去，把整个破庙都留给了他们师徒三人。
有时候，老吴自己也借口出去溜达，只留下小曹、小郑两个，跟着彭唯富学手艺。
彭唯富发现，这两个徒弟，脑子都挺灵光，动手能力也强，尤其是对“开锁”这门技术，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和天赋。
当时，彭唯富也没多想，只当是这两个乡下来的徒弟好奇心强，好学上进，心里头还挺高兴。
他把自己会的那些东西，除了开保险箱那套压箱底的绝活儿以外，其余的几乎是倾囊相授。
不过半个月的工夫，小曹和小郑就已经学得有模有样了。
彭唯富觉得，凭他们眼下这点本事，回乡下摆个摊，混口饭吃是绰绰有余了。
那天，他把自己私藏的一套专门工具拿了出来，对两人说：“这套家伙，是我爹以前给我备下的。你们俩用一套肯定不够，先拿着将就用。等回去了，申请到执照，可以凭公安局的证明，去省城合肥的大店里再买一套。”
他说这话的时候，老吴正好就在旁边。
一听这话，老吴立马就从怀里掏出一沓钞票，数出一百块钱来要塞给彭唯富，说是买下这套工具。
彭唯富哪能要他的钱，连忙把钱推了回去，说：“吴大哥，你要是跟我提钱，那就是看不起我了。我这是报恩，咱们不谈钱。”
老吴见他态度坚决，也就没再坚持，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一天，是1961年3月5号。
彭唯富做梦也想不到，他亲手送出去的这套开锁工具，仅仅在三天之后，就成了打开宁海西路钟家大门的钥匙。
而他自己，也因为这一番“好心”，被卷入了一场惊天大案的旋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