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年轻力壮的韩国医学博士捐精时猝死，父亲索赔400万，被骂想钱想疯了…

2011年的冬日，对于34岁的郑伟（化名）而言，本是人生中充满希望的阶段。

彼时的他正在首尔医学院攻读外科学博士学位，从一名优秀的神经外科主治医生进阶为博士研究生，这条充满艰辛的求学之路，他走得坚定而踏实，早已成为老家整个家族的骄傲，更是父母晚年最坚实的精神寄托。

然而，谁也未曾料到，一场看似寻常的公益捐精，却让这位前途无量的医学博士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年，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场持续数年的家庭纷争与法律博弈。

事发之后，郑伟所在的学校出于人道主义考量，向悲痛万分的家属支付了8.8万元抚慰金，本以为这场意外会以这样的方式暂时告一段落。

但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年过六旬的父亲郑大龙（化名）在签署补偿协议后不久，便毅然推翻了之前的决定。

他坚信儿子的离世绝非简单的意外，学校应当承担更重的责任，为了给逝去的儿子讨一个“公道”，这位年迈的父亲不惜四处奔走，借遍亲友凑齐了三十多万元的费用，亲自搜集整理证据，一纸诉状将学校告上法庭，提出了高达400万元的赔偿诉求。

1977年，郑伟出生在韩国首尔一个普通的工薪与农耕结合的家庭，家庭条件算不上富裕，但充满了温馨与和睦。

父亲郑大龙在当地供销社从事采购工作，每天奔波于各个货源地，只为给家里多挣一份收入；母亲则常年在田间劳作，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家中的几亩薄田，支撑着家庭的日常开销。

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年长几岁的哥哥郑静（化名），哥哥性子沉稳，早早便承担起了家庭责任，大专毕业后就主动前往深圳打工，希望能为家里减轻负担。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郑伟自小就展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聪慧与勤奋，从小学到高中，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在班级乃至年级名列前茅，一张张优异的成绩单，成为了父母最引以为傲的“勋章”。

家人对他寄予了厚望，尤其是父亲郑大龙，常常教导他要好好读书，将来走出小地方，为家族争光添彩。

为了支持郑伟完成学业，哥哥郑静参加工作后，便和父亲达成了默契的分工：父亲负责承担郑伟的学费，而哥哥则包揽了他所有的生活开销，从衣食住行到学习用品，无一不考虑周全。

这份沉甸甸的亲情，成为了郑伟不断奋进的动力，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学有所成，不辜负家人的付出。

2001年，郑伟凭借优异的成绩从首尔第三人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获得了本科文凭。

毕业后，他顺利进入老家医院的脑外科工作，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医生。

在工作中，郑伟始终保持着求学时的严谨与认真，对待每一台手术都精益求精，反复研究病例，查阅相关文献，力求为患者制定最精准的治疗方案；对待病人更是细致入微，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用温和的话语缓解他们的焦虑，很快便赢得了患者和同事们的一致认可与好评。

凭借着出色的业务能力和不懈的努力，仅仅用了6年时间，郑伟就从一名普通医生晋升为神经外科主治医生，在当地医疗界崭露头角，成为了医院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

他深知医学领域知识更新迅速，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2008年，经过长时间的刻苦备考，郑伟终于如愿以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首尔医学院，攻读外科学硕士学位。

硕士学习期间，他依旧保持着勤奋好学的态度，不仅在理论学习中取得了优异成绩，还积极参与临床实践和科研项目，展现出了极强的科研潜力。

硕士毕业时，由于表现突出，郑伟获得了留校深造的机会，顺利开启了自己的博士求学之路。

就在郑伟全身心投入博士阶段学习与研究的时候，一个新的消息传来：由首尔医学院负责管理的人类精子库正式启动试运行。

为了保证精子质量，精子库面向校内发布倡议，鼓励那些“智商高、基因优良、身体健康”的在读研究生和博士生参与捐精，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一直以来，郑伟都热衷于参与校园内的各类公益活动，无论是义务献血还是志愿者服务，他总是积极报名参加。

在他看来，捐精不仅是一项公益事业，能够帮助那些有生育困难的家庭，作为一名医学专业的学生，参与其中也算是对生殖医学领域的一种间接实践。

2010年12月，郑伟响应学校的倡议，正式与精子库签订了捐精知情同意书，明确了捐精过程中的各项权利与义务。

签订同意书后，精子库的工作人员按照标准流程，为郑伟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身体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传染病筛查、生殖系统检查等多个项目。

检查结果显示，郑伟的各项健康指标均符合捐精的要求，身体状况良好，不存在任何影响捐精的健康问题，完全具备捐精资格。

拿到检查合格的结果后，郑伟便按照精子库的安排，开始了捐精流程。

2011年年初，春节将至，校园里渐渐弥漫起节日的氛围，郑伟也利用学习之余的时间，先后四次前往精子库进行捐献。

这四次捐精过程都十分顺利，每次捐献结束后，郑伟都没有感到任何身体不适，依旧正常上课、做实验、参与临床工作，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常。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第五次捐精时，意外毫无征兆地发生了，这场意外如同晴天霹雳，打破了所有的平静。

2月12日，距离春节只有几天时间，中午时分，郑伟像前几次一样，按时来到了位于生殖医学中心内的精子库。

按照精子库的规定，采精过程需要捐献者在独立的采精室内自行完成，整个过程通常持续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

郑伟熟练地进入采精室，工作人员在门外做好了登记，便等待着他完成捐献后出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一个小时过去了，采精室的门依旧紧闭，里面没有任何动静。

工作人员心里泛起了一丝疑惑，以往这个时候，郑伟早就已经出来了，他试探性地走上前，轻轻敲了敲采精室的门，询问里面的情况。

很快，采精室内传来了郑伟的回应，声音听起来没有异常，他说自己一切都好，让工作人员再等一会儿。

得到回应后，工作人员便暂时放下了心，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继续等待。

又过了将近一个小时，采精室里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工作人员再次敲门，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这下，工作人员意识到情况可能不对劲，急忙找来钥匙，打开了采精室的门。

门打开的瞬间，眼前的景象让工作人员惊出了一身冷汗：郑伟倒在冰冷的地面上，双目紧闭，已经失去了意识，一动不动。

工作人员慌乱之余，立刻反应过来，一边大声呼救，一边迅速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通知了精子库的负责人和学校相关部门。

急救人员赶到后，立即对郑伟进行了紧急抢救，心肺复苏、电击除颤……一系列抢救措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郑伟的生命体征始终没有恢复。

当天下午，医院正式宣布，郑伟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个消息如同一块巨石，砸向了郑伟的家人和所有认识他的人，谁也无法接受，那个阳光开朗、前途无量的医学博士，就这样突然离开了人世。

捐精导致捐献者死亡，这在是极为罕见的事情。

据了解，捐精技术在国外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发展历史，期间从未有过捐献者因捐精而丧命的案例；韩国的捐精事业起步相对较晚，但也已经有几十家正规的捐精机构，投入运营以来，也从未发生过类似的死亡事故。

郑伟的意外离世，让整个精子库的工作人员都感到不可思议，他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当地警方，同时迅速通知了郑伟的妻子、父母等直系亲属，告知他们这一悲痛的消息。

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勘查。

采精室的面积大约有10平方米，室内陈设简单，只有一台用于辅助采精的电脑、一个洗手池和一张供休息的沙发，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打斗痕迹，也没有可疑的物品，整个房间看起来一切正常。

警方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并向精子库的工作人员、当天与郑伟有过接触的人员进行了询问，最终排除了他杀的可能，初步判断为意外死亡，但具体的死亡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和鉴定。

郑伟的妻子吴燕（化名），当时也是老家第一人民医院的一名儿科护士，两人在医院工作期间相识相恋，婚后感情十分和睦。

2010年，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也为了能和丈夫在同一座城市生活，吴燕通过单位委培的方式，考上了首尔医学院的本科护理专业。

根据她与医院签订的委培合同，3万元的学费需要等她毕业后回到医院工作满一定年限后才能报销，而上学期间的生活费，则需要她自己承担。

得知丈夫出事的消息时，吴燕正在学校的教室里上课，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她整个人都懵了，大脑一片空白，反应过来后，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她跌跌撞撞地赶到现场，看到躺在急救床上毫无生气的丈夫，当场崩溃大哭。

与此同时，郑伟的父母、哥哥郑静和嫂子也在接到通知后，连夜赶到医院时，看到的只是儿子冰冷的遗体，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让两位老人几乎晕厥过去。

2月13日下午，也就是郑伟离世后的第二天，悲伤的氛围笼罩着整个协商现场。

郑伟的妻子吴燕、哥哥郑静以及舅妈王桂荣，作为家属代表，与首尔医学院及生殖医学中心的代理律师坐在一起，就郑伟意外离世后的相关事宜进行协商。

或许是因为家属们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无心过多纠缠，或许是因为学校方面表现出了足够的诚意，这场协商进行得异常顺利。

不到一天的时间，双方就达成了初步的补偿协议，医学院的法律顾问事后也坦言，原本以为会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谈判，没想到能这么快就达成一致，实在出乎他的意料。

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内容，学校将向郑伟的家属支付8.8万元的人道主义补助金；同时，考虑到吴燕正在学校就读，经济压力较大，学校同意为她减免2万元的学费；此外，学校还承诺，在吴燕毕业后，将为她的就业提供必要的帮助，尽量为她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

郑伟的父母、妻子吴燕作为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都在这份补偿协议上签了字，并按上了手印，明确表示认可协议中的各项内容。

同时，吴燕和郑伟的父亲郑大龙经过商量后一致同意，第二天就将郑伟的遗体送去火化，让他早日入土为安。

在那一刻，所有人都以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将会以这样的方式画上一个句号，剩下的，只是让时间慢慢抚平家属心中的伤痛。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平静仅仅维持了几天，事情就发生了惊天逆转。

郑伟的父亲郑大龙，在经历了最初的悲痛之后，心中渐渐升起了一股不甘。

他看着儿子的遗像，想到儿子从小到大的努力，想到他即将完成的博士学业，想到他原本光明的未来，再想到那8.8万元的补助金，心中的怒火和委屈再也无法抑制。

他在亲戚朋友面前，愤怒地嘶吼着：“在咱们农村，一头健壮的黄牛都能卖到十万块钱，我儿子是堂堂的医学博士，是我们全家的骄傲，他的一条命，难道还比不上一头黄牛吗？就只值8.8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