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恩选集》.第三卷.）

社会，是有各种“弊病、弊端、丑恶现象”的，许多人、尤其是青年，感到“愤怒”，进行道义上的谴责。

然而，这些“道义上的愤怒”，只是情绪上的、抽象的，并不能作为“证据、标杆、本质规律”。

因为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现存生产方式”；这些“生产方式”，由于自身的缺陷，就必然会反映在“社会道德”领域，由此爆发了各类社会问题。

而且，这些社会“弊病”，也正是此种“生产方式”就要“瓦解”的标志，是个预兆、先兆。

在这些“旧生产方式”中，必然会出现“新的”生产因素、交换方式，就是常说的各类“萌芽”。

旧的生产方式及社会，垂死、腐朽、最后死亡，新的“萌芽”不断长大、发展，渐渐成为一个“新社会”。

人类历史就是这样往复循环，逐渐地上升、前进。

所以，“经济生产方式”是决定一切的。

发生一些“负面现象”，不要“就事论事：而是寻找其发生根源。事实是：任何社会问题的根源就是“经济生产方式”。

当然，还有其它因素，像政治状况、民族性格、宗教原因、地理位置等等；这些，是爆发社会问题的源头。

“政治状况”也是“社会弊病”的重要因素；如果说，“社会弊病”的根源是“政治状况”、“政治状况”的根源是“生产方式”，马克思这样的观点当然是对的；但是，还不够全面。

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生产模式”都差不多、都是“市场经济”，但是，个别国家贪腐严重、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可是，在西方文明国家，基本没有官员贪腐。

如果说“贪腐”的根源是“经济生产方式”，为什么一样的“市场经济”，有的国家有“贪腐弊病”、有的国家没有“贪腐弊病”？

这说明，社会弊病、弊端、丑恶现象，也不能完全把发生原因归结到“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只是社会弊病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其它原因。

一个社会弊端重重、问题很多，其实是“好事”。为何呢？因为这个社会就要“瓦解”了。

就像一个老年人，浑身都是病，那是因为“行将就木”了；“旧社会”就要死了，“新社会”就要来了。

人类、动物、植物的繁衍，就说明了这个道理。“母体”里孕育了一个“种子”，是“新生命、新儿”，“新儿”慢慢长大，时机一到、脱胎而出，就像种子成熟落地后，生根发芽，长成一个“新树木”。

社会，也是这样；新的“萌芽”，在孕育、发芽、成熟，接着发展壮大，最后，取代“旧社会”，获得“新生”、“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