蚊子在地球上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它们只是叮人、传病的祸害，还是生态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如果人类真的有能力让蚊子从地球上消失，世界会因此变得更安全，还是要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要回答这些问题，得先看看这种小虫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过怎样的痕迹。

夏夜最让人崩溃的往往不是炎热，而是耳边那一声“嗡”。拍了一整晚，第二天醒来脸上还是多了几个包。

在多数人眼里，蚊子不过是恼人的小麻烦。可若把目光拉长到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它的分量远比一个红肿的包沉重得多。

人们普遍相信，亚历山大大帝正是死于蚊子带来的疾病；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蚊子帮了美国一把，助其从英国手中赢得独立；还有说法称，拿破仑曾把蚊子当作生物武器。不夸张地说，这种体长不过几毫米的昆虫，实实在在地塑造了人类历史的走向。

时至今日，蚊子依然是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它们携带的病毒和寄生虫每年仍夺走数十万人的生命。正因如此，科学家正在开发一种可能彻底消灭某些蚊子物种的技术。

但批评者担心，一个物种的灭绝或许只是开端，其他物种可能接踵而至，最终扰乱整个生态系统。问题随之而来：仅仅因为我们有能力消灭一个物种，就应该这样做吗？

研究蚊子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历史学家蒂莫西·怀恩加德感叹：“这实在令人震惊，这种生物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它的体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命运。”提到危险动物，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蛇、蜘蛛和鲨鱼，但真正排在第一位的是蚊子。

它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其他所有动物加起来还多。

更耐人寻味的是，蚊子造成的死亡人数几乎是排名第二的“动物”的两倍，而排在第二的正是人类自己。每年与蚊子相关的死亡超过70万例。相比之下，那些在影视作品里被渲染得凶神恶煞的鲨鱼、狮子和毒蛇，造成的伤亡与之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不过公平地说，这笔账并不能全算在蚊子头上。真正致命的，是搭乘蚊子“便车”的寄生虫和病毒，包括寨卡病毒、黄热病、西尼罗病毒，以及其中最致命的疟疾。

怀恩加德指出，从人类的原始祖先演化之时一直到今天，疟疾始终是人类的杀手，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的存在史。

在所有与蚊子有关的死亡中，约80%由疟疾造成，而死者几乎都是五岁以下的儿童，其中大多数生活在非洲。这意味着，疟疾的代价并不是平均分摊的，它沉重地压在最贫困、最缺乏医疗条件的地区，压在最没有抵抗力的孩子身上，也拖住了当地发展的脚步。

然而，并不是所有蚊子都传播这种致命寄生虫。全球约有3500种蚊子，其中只有大约200种会叮咬人类，真正能传播严重疾病的不超过几十种。

换句话说，绝大多数蚊子对人类并没有直接危害。我们口中的“蚊子之害”，其实集中在少数几个物种身上，这一点对后面的讨论至关重要。

传播疟疾的是按蚊属的蚊子，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比如非洲和亚洲的大片区域。为了应对这一威胁，科学家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研究传病蚊子，寻找控制乃至消灭它们的办法。杀幼虫剂、杀虫剂轮番上阵，效果却时好时坏，始终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杀虫剂DDT就是典型例子。它杀蚊效果极好，一度在全世界普遍使用，直到人们发现它对其他物种乃至人类都有毒性。

如今，DDT在世界许多地区已被禁用。与此同时，蚊子又很快对其他杀虫剂产生了抗药性。

化学手段的困境说明，单靠“毒”来对付蚊子，终究难以持久。

于是在过去几十年里，科学家转向了一条新路：基因改造。非营利研究联盟“目标疟疾”的科学家安德烈亚·克里桑蒂等人，把目光集中在冈比亚按蚊这类非洲疟疾的主要传播者身上，尝试利用一种名为“基因驱动”的技术，从遗传层面削减它们的数量。

按常规遗传规律，一个基因通常只有一半概率传给后代，而基因驱动能让被改造的基因以远高于一半的概率遗传下去，从而在种群中迅速扩散。如果这段基因恰好让雌蚊无法正常繁殖，那么经过若干代之后，整个种群就可能走向崩溃。

与DDT的“地毯式打击”不同，它理论上只针对特定物种。

可问题恰恰在这里：一个物种一旦灭绝，生态系统会受到什么影响？和蜜蜂、蝴蝶一样，许多蚊子也是传粉者，会把花粉从一朵花带到另一朵花。

按蚊消失，对依赖传粉的植物意味着什么？那些以蚊子为食的鱼类、鸟类和蝙蝠，又会不会因此失去重要的食物来源？

在某些地区，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的苔原地带，气候寒冷，蜜蜂难以生存，蚊子便成了最主要的传粉昆虫之一。有研究发现，当地某些兰科植物几乎完全依赖蚊子传粉，一旦蚊子消失，这些植物的繁殖成功率可能下降超过80%。

当然，并不是所有地方都会如此极端。在温带和热带地区，情况可能缓和得多。

2010年，《自然》杂志采访了多位蚊子生态学专家，大多数人认为，蚊子留下的生态位可以由其他昆虫填补。也就是说，蚊子的生态作用真实存在，但在多数地区未必不可替代，影响大小因地而异。

除了生态位的空缺，基因改造本身也有风险。被改造的基因有可能传递给其他种类的蚊子，让本不在打击名单上的物种也面临威胁。

一旦基因驱动在野外扩散开来，便很难再召回。这种“覆水难收”的特性，正是它与以往任何杀蚊手段最本质的区别。

生物伦理学者安·思雷舍认为：“科学家对这些基因驱动在实际环境中会如何运作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显然，他们无法预测所有可能出错的情况及其全部影响。

我们需要决定，为了保护环境，或者就疟疾基因驱动而言，为了拯救人的生命，我们愿意承担哪些风险。”

消灭按蚊、阻断疟疾传播，有可能挽救数十万人的生命，克里桑蒂等科学家也认为，失去这种蚊子不会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但若这项技术获准使用，目标恐怕不会止于冈比亚按蚊。

比如埃及伊蚊，它传播同样致命的黄热病，还传播寨卡病毒和登革热，而登革热是增长最快的蚊媒传染病。

名单还可能继续拉长。许多入侵物种会严重破坏所进入的生态系统，同样可能被列为目标；利用基因驱动让实验室小鼠绝育的试验也已经开展。

一旦这些试验取得成功，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物种可能在人类手中走向灭绝。技术的口子一旦打开，适用范围往往会不断外扩。

消灭那些带来死亡和破坏的物种，听上去似乎是件好事。可当它们消失之后，下一个又会是谁？界限究竟该划在哪里？

正如布雷斯利所说：“使用一种把灭绝当作工具的技术，这是人类从未跨越过的新门槛。”这道门槛背后，是人类对自然干预权限的根本拷问。

尽管争议重重，至少在冈比亚按蚊与疟疾的问题上，基因编辑可能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活。因此，“目标疟疾”已经在讨论在非洲部分地区，例如布基纳法索，投放基因驱动蚊子的可能性。

不过该组织目前尚未提交任何监管申请，并坦言前路依然漫长，技术走向现实还有许多关口要过。

克里桑蒂说：“疟疾很可能是与人类相伴最久远的疾病之一，过去可能是、现在也仍是儿童和弱势人群的主要死因之一。没有疟疾，世界会更美好。”对于每年仍在失去孩子的非洲家庭来说，这句话并非抽象的理想，而是切切实实的期盼。

思雷舍则提醒：“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人类不该扮演上帝’就拒绝这项技术，但也不应该贸然投入使用，因为它确实存在风险。我们需要把握好这条微妙的界线，认真思考这类技术的首次应用会是什么样子，以及我们将如何权衡并承担合理的风险。”

蚊子在地球上并非毫无用处，它们参与传粉，也是鱼类、鸟类和蝙蝠的食物，在苔原等特殊环境中甚至难以替代；但真正危害人类的只是其中少数物种。若它们全部消失，疾病负担或许骤减，生态代价却难以完全预料。

曾经左右亚历山大命运的蚊子，或许会再次站在人类历史重大转折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