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之中，曹魏最强，蜀汉最弱，东吴不上不下，处境尴尬，在后人眼中，东吴的存在感一直不高，没有曹魏那般霸气，没有蜀汉那般悲壮，似乎只是一个割据东南的地方性政权。

实际上，东吴曾被严重低估，在它立国之初，曾有三次统一中国的机会。

第一次机会：赤壁之战后，抢占荆州，全据长江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平定河北、吞并荆州后，将兵锋指向割据东南的孙权。面对曹操的进攻，东吴内部分为两派，除周瑜、鲁肃等主战派外，以张昭为首的群臣主张投降。

张昭等人之所以主和，很大程度在于曹操已经攻取荆州，占有长江上游，东吴水军优势不复存在，若荆州水军顺流而下，配合曹操在江北的陆军，东吴势必难以抵挡。

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以火攻击败曹操，曹操被迫退回北方，此战之后，曹操势力退出荆州，只保有荆州北部的南阳郡，荆州中部的南郡、武陵郡，以及东部的江夏郡则被孙刘瓜分。

对东吴而言，此时正是抢占荆州，全据长江的大好时机。

从地理上看，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长江作为东西交通的大动脉，其流向决定了上下游的关系，若东吴全据长江，便可依托上游地势之利，打造一个以建业为中心，以荆州为屏障的新版六国。

这一构想与战国时期关东六国联盟类似，六国虽弱，但合纵之势足以与强秦抗衡。东吴若能将长江天险揽入怀中，至少可成南北对峙之局。

东吴的第一次统一机会，却因刘备势力的介入而破灭。

赤壁之战后，刘备趁周瑜与曹仁在南郡交战之机，南下攻取荆州南部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如此一来，荆州被曹操、刘备、孙权三家瓜分，东吴全据长江的梦想化为泡影。

第二次机会：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趁关羽北伐，全据荆州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势力达到顶峰。五月，刘备在汉中击败曹操，夺取汉中；七月，关羽自荆州北伐，围攻襄阳、樊城，水淹七军，降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

关羽的胜利，对东吴而言既是威胁，也是机遇。

威胁在于，关羽若攻占襄阳、樊城，将完全掌握荆州北部，势力大增，对东吴构成巨大压力。机遇在于，关羽主力北上，后方空虚，正是东吴偷袭的好时机。

在吕蒙的建议下，孙权决定与曹操联合，趁关羽北伐之机，偷袭荆州。

吕蒙的战略眼光十分毒辣，他看到了荆州对东吴的重要性，若东吴能全据荆州，便可完全控制长江防线，进可北伐中原，退可划江而治。

吕蒙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夺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最终被杀。

此战之后，东吴终于实现了全据长江的梦想，从三峡到东海，整个长江中下游都成为东吴的内河，若经营得当，以此为基业，未必不能与曹魏一较高下。

东吴的第二次统一机会，却因刘备的复仇而中断。

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后，不顾群臣劝阻，执意伐吴为关羽报仇，孙权为避免两线作战，向曹丕称臣，集中兵力应对刘备。

次年陆逊在夷陵大败刘备，蜀汉元气大伤，此战虽胜，但东吴也为防御刘备消耗了大量国力，错过了北伐的最佳时机。

第三次机会：石亭之战后，趁曹魏内乱，直取淮南

黄武七年（228年），东吴迎来了第三次统一机会。

曹魏内部发生动荡，魏明帝曹睿大兴土木，使民怨沸腾，曹休、曹真等宗室大将与司马懿等外姓大臣明争暗斗。

孙权看准时机，命鄱阳太守周鲂诈降，引诱曹魏大司马曹休深入吴地，曹休中计，率步骑十万南下，在石亭被陆逊伏击，大败而归。

石亭之战是东吴一次重要胜利，曹魏在淮南的防御力量遭到重创，若东吴乘胜追击，一举攻占合肥，进而夺取整个淮南，便可打开北上中原的大门。

淮南地处南北要冲，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和兵源基地，若东吴能占领淮南，便可依托淮河构筑防线，与曹魏形成南北对峙，凭借东南丰富的人力物力，东吴完全有能力问鼎中原。

东吴的第三次统一机会，却因孙权的谨慎而错失。

石亭之战后，陆逊建议乘胜进攻，但孙权认为应当稳扎稳打，先巩固现有战果，再图进取，东吴未能趁曹魏新败之机扩大战果，给了曹魏喘息之机。

次年曹魏名将满宠在合肥修建新城，加强防御，东吴再也无机可乘。

就在石亭之战的同一年，诸葛亮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北伐，虽然最终失败，但那种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进取精神，与孙权的保守形成了鲜明对比。

为何机会总是擦肩而过？

回顾东吴这三次统一中国的机会，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它们都从指缝中溜走了？

根本原因在于东吴集团缺乏统一天下的战略决心。

孙权及其核心集团多为江东士族，他们的利益根基在江南，对这些人来说，保住江东基业远比冒险北伐、争夺天下要实际得多，这种偏安心态贯穿了东吴的整个历史。

相比之下，曹魏占据中原正统，志在统一；蜀汉以兴复汉室为旗帜，不断北伐。而东吴，似乎始终缺乏这样一个宏大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