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11月3日发表了题为《为什么印度在国家能力弱的情况下无法崛起》的评论文章认为，印度发展面临的根本挑战在于国家机构的质量、能力和廉洁。由于统治精英凭借孱弱的国家能力进行制度寻租和巩固权力，印度深层治理能力正持续衰退，直接阻断其崛起路径。本文作者德维什·卡普尔（Devesh Kapur）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斯塔尔基金会南亚研究讲席教授。

城市治理失灵与人力资本流失表明印度在法治秩序与基础公共品供给上正经历制度性溃败。尽管印度在暴力犯罪率、人均寿命、入学率等指标上均有改善，但基建、法治建设、健康和教育等领域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过去十年印度有逾15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致死率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其中约三分之一为行人，根源在于印度城市无力修建和维护最基本的人行道。警方虽有“保护者”角色却同时充当“侵害者”，同时法院积压数千万起案件。儿童营养不良与发育迟缓司空见惯，公立学校岗位沦为政客与工会分配政治恩惠的工具，致中产及富裕阶层全面抛弃公立教育。高等教育更充斥着意识形态清洗与党派人事任命，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空有文凭却无一技之长。

印度国家机器规模相对较小，公职人员缺乏培训、不讲求专业知识，且经常被卷入“调职统治”（transfer raj，指政客操控公职人员任免，以此干预行政体系或寻租）。印度官僚选拔唯忠诚而非专业是瞻，繁复程序与森严等级催生出“装有一台牛车发动机却配豪华车刹车”的怪胎体制。在政府层级配置上，中美两国将绝大部分公职人员部署在中央与基层地方，中层省份编制较少，印度却反向将大量公共就业与行政控制权过度囤积在邦一级。在中央政府强势压制各邦的同时，邦政府同样严重剥夺了城市与地方机构的行政资源，致基层治理能力完全丧失。

数字技术的发展虽提供改良机遇，却未转化为内生治理能力，反沦为政客操弄“福利竞标与竞相民粹”的温床。尽管印度建成了世界一流的数字基础设施（DPI），显著优化了税收征管与政府采购，但极其便捷的数字直达转账系统，反而促使政治精英绕过复杂的制度建设，沉溺于向选民发放直接现金补贴（DBT）。印度国家机器呈现出典型的“宁愿授人以鱼、绝不授人以渔”特征，政客借由民众对国家施舍的长期依赖，牢牢锁定选民的政治顺从。

从官僚系统政策执行力摇摆，到法院、监管机构乃至选举委员会公正性瓦解，印度国家机器的“战略性软弱”并非选举竞争挤压长期改革的无心之失，而是政商精英合谋的利益巩固机制——一个羸弱且职能错位的国家机器，最便于政客随意打压政敌、最易于财阀寡头套取排他性租金，也构成公职人员抵制深层行政改革的天然屏障。若政治精英不彻底扭转这一自毁性倾向，印度在未来数十年绝无可能实现崛起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