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节：

01、转介，反映出医生的良知

02、我作为精准精神心理医生的愿望——C-PTSD在国内落实

前段时间，我陆续分享了我与陆林院士、陶然教授、黄铎香教授以及精神科老专家李主任的交往经历。

对于上述同行，我发自内心地尊敬。

除此之外，我也很尊重一些从未谋面的同行——那些在接诊时发现患者的病情超出自己能力范围、能够及时转介的医生。

他们有的是精神科医生，有的是精神心理医生。虽然我与他们素未谋面，但我对他们同样心怀敬意。

01、转介，反映出医生的良知

什么是转介？

简单来说，就是医生在评估患者之后，判断其病情超出了自己的专业范围或治疗条件，主动将患者推荐给更合适的同行或机构。

这个动作看似简单，背后却需要两样东西：一是清醒的自我认知，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二是把患者利益放在首位的职业操守，而不是把病人当成自己的“资源”攥在手里。

我早就不参与国内的学术会议，也很少与同行交流，因此许多将患者转介给我的精神科医生，我并不认识他们。

但我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这份尊重，不是因为他们把患者转给了我，而是因为他们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能力的边界，而不是自以为是、最终耽误患者的病情。

所以，即便这些同行没有把患者转介给我，我也同样敬佩他们。

实际上，我自己遇到搞不定的患者，比如存在严重精神病性症状的患者，我也会将他们转介给更合适的精神科医生，开展药物治疗。

认知有4个层次。如果一个精神科医生遇到超出自身能力的病患时，能及时转介，那说明他们至少达到了“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认知层次。

4种认知层次

我经常说，知识分子很容易掉进“优秀泛化”的陷阱——因为自己某方面很厉害，就自以为样样都行。

这些选择转介的医生同行，或许也存在优秀泛化的情况，但并不严重，因为他们至少能承认自己在技术上有局限。

相反，倘若精神科医生完全掉进了优秀泛化的陷阱，自认为医术高明，轻易地给患者和家属“判死刑”，那往往就会贻笑大方。

我曾经接诊过一个个案。这个男孩罹患双相障碍，曾经在北大六院就诊。

当时，北大六院的专家斩钉截铁地告诉这个男孩和他的父母：除非奇迹发生，这个男孩这辈子都不能撤药！

此图由AI生成

后来，父母带着这个男孩上门找到我们求治。

在3PT（精准精神心理病理性记忆修复）的帮助下，男孩内隐记忆层面主要的病理性记忆得到了精准、深入、高效的修复。

我们还用CBT4.0（高维度认知行为家庭治疗）为他和他父母塑造了越挫越勇的高逆商，让复发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再悬于他们头顶。

最终，奇迹真的发生了！这个男孩不但停了药，而且拿到了硕士学位，现在已经买房、谈恋爱了。

碰巧的是，这个男孩的父母也是临床医生。他们在听到北大六院专家的断言后，并没有死心，而是带着孩子继续求治，最终才让奇迹发生。

而那位北大六院的专家大概怎么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何日辉这样一个医生，能够让“奇迹”发生。

我与患者妈妈的聊天记录

他自认为站在精神心理领域的最高处，于是妄下断语，却不知自己的话有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深渊！

02、作为精准精神心理医生的愿望——C-PTSD在国内落实

我希望我的精神科医生同行，能够对自己有更加人间清醒的认知，在遇到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病例时，坦然选择转介。

同时，作为精准精神心理医生，我也多次呼吁，希望国内精神医学界的从业人员能够保持开放式思维，更早、更快地拥抱我所提出的颠覆性临床发现。

对于精神科医生的“三板斧”——药物治疗、物理治疗、保护性约束，虽然它们都只能治标不治本，但我承认它们有其价值。

对于药物治疗，我并不反对。尤其是抗精神病药，这是让存在严重精神病性症状的患者恢复自知力的最快方法。

同样，我也非常认可保护性约束的价值。

在我第一次创业期间，在武警广东总医院，我就是靠保护性约束，阻止了上百个罹患行为成瘾、药物成瘾的孩子自伤自残。

但我希望我的同行不要满足于这“三板斧”，而是要更进一步，探索内隐记忆层面的极端重要性。

我曾经在文章里多次明确表态，可以免费向精神医学界的同行传授CBT4.0，帮助他们提升临床干预能力。

而CBT4.0，实际上就是建立在精神心理领域的第一性原理——内隐记忆驱动论基础上的。

什么是内隐记忆？简单来说，就是个体想不起来，却决定了个体情绪和行为的记忆。

这个概念并非由我何日辉提出。实际上，它属于科学心理学的概念。

早在1985年，多伦多大学的丹尼尔·沙克特和拉里·格拉夫就在论文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内隐记忆”这一术语。

诺贝尔奖得主、科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里，把大脑分成两套系统：

大脑系统1（快思考）：依赖直觉和情感，能迅速做出反应；

大脑系统2（慢思考）：需要调动理性，进行深度分析。

其中，大脑系统1主导了大脑约95%的认知活动，而大脑系统2仅占5%。

大脑系统1和大脑系统2

而我作为精准精神心理医生，在临床实践中颠覆性地发现：内隐记忆，正是驱动大脑系统1运行的核心基础——一个人的直觉、情感与快速反应，本质上都由内隐记忆所支撑。

这就是精神心理领域的第一性原理——内隐记忆驱动论。

倘若有更多精神科医生能够掌握CBT4.0，认识到内隐记忆的极端重要性，他们就会明白：

精神心理问题的真正根源，不是主流精神科医生、专家常说的基因遗传、大脑神经递质浓度异常、大脑不可逆损伤等生物学因素，而是内隐记忆层面的病理性记忆。

这样一来，就会有更多患者不会被直接判定“终生服药”，从而陷入绝望之中。

除此之外，我也希望国内精神医学界能尽快在临床实践中落地C-PTSD这个诊断。

C-PTSD的英文全称为Complex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它有两种翻译：一是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二是复合性创伤后应激障碍。

其中，ICD-11（《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中文版）采用的翻译是“复合性创伤后应激障碍”。

但其实，“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翻译更为准确。

为什么？

其实，从英文原意出发，complex这一词更多被翻译为“复杂的”。

在C-PTSD的诊断描述中，这是指患者反复遭受难以逃脱的中等程度心理创伤，临床症状明显比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更复杂。

我们也在临床精准化心理干预中发现，C-PTSD的真正根源，是患者的内隐记忆层面中有复杂的叠加性心理创伤，有中等程度的，有微小程度的。

而“复合”这个词仅仅指多种症状的简单叠加。所以，“复杂性”远比“复合性”更能传达出C-PTSD的临床本意。

不过，ICD-11是国内外精神医学界首次提出C-PTSD这一诊断的权威分类系统。

虽然他们对这一障碍的认知存在一定局限性，但我们尊重ICD-11的官方中文翻译，所以在文章和临床表述中，有时候会采用“复合性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译名。

但更多时候，我们在文章中会采用“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更为准确的译名！

ICD-11早已列入C-PTSD这一诊断，并已于2022年生效。

但由于美国的DSM-5（《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包括最新修订版（DSM-5-TR）都不认可该诊断，所以跟跑美国的国内精神医学界，同样未将该诊断在临床实践中真正落地。

如果C-PTSD能够在国内真正落实，那将大大降低患者和家属的病耻感，让他们免于恐惧！

以上这些，是我的美好愿望。但希望越多，失望往往也越多。

所以，我不会再单纯地将希望寄托在某个人、某些医生身上。

我早就知道了努力的正确方向，接下来，我会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付出更多的努力，从而真正实现精神心理领域的认知范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