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判决已经生效了，学校也取消了对他的处分，但是教材中关于他的一些定性的说法仍然没有改变。
2025年9月17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二审判决，驳回了杨某媛的上诉请求，维持了一审关于“性骚扰不成立”的结论。三天之后，武汉大学取消了对肖某某的记过处分并解释说这是为了尊重司法判决以及根据调查和复查的结果而做出的决定。

但是有一本大学教材仍然把这次事件当作“对于性骚扰零容忍”的正面例子，在“大学生恋爱和性心理”的章节中加以阐述。书上把男生安排在实施骚扰、受罚的地方，把女生描写为敢于维权的一方。判决改变了案件的事实认定，但是教科书并没有因此而进行修改。

这并不是一个小错误。教材是给学生的，而案例又是用来解释对错的。读者所见的是已经查证过的事实，并非当初存在争议的事情。但是问题在于，一开始就把事情定性了。

教材编写的开始时间是2024年的3月份，而杨某媛直到同年六月份才提起民事诉讼，并且是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出版了这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案件还没有得到司法上的判决结果。根据公开的信息，在武汉大学2023年10月的处分通报里并没有提到肖某某有不雅的行为，也没有用上“性骚扰”的说法。但是教材把它当作性骚扰来写，并且把学校阶段性的处理结果当成最终的结果来解释。

但是并不是一点都没有其他的线索。2024年2月份的时候，肖某某的母亲已经把女儿患有特应性皮炎以及购买药物的情况都公布了出去，并且表示视频里女儿的动作其实是隔着裤子在抓痒。编者的观点也可以不同意这个说法，但是至少要说明争议还没有结论，或者是案件还在审理当中。而教材所选的内容则是没有任何保留地进行定性的。

要说明的是：法院判定“性骚扰不成立”并不等同于司法机关对于争议中每一个细节都予以了肯定。但是它也表明教材不能再把“被骚扰”当成已确定的事实来使用了。给某个人的行为下负面结论时，教材要比一般的评论更加慎重。

而且书籍出版的时候案件还没有审理结束，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就知道最后的结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后面的事情：判决已经改变案件的法律状况，学校也取消了处分，那么教材为什么就没有看到任何勘误、修改或者解释呢？

教材管理规章制度并不是不需要修改的。《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中提到要对高校教材进行及时更新，并且要实行定期修订制度。“三审三校”的方式还不能够涵盖到这样的风险当中去：核文字、查学术规范是不够的，涉及诉讼案件的司法进程也需要有人来核实。案件是否有最终判决结果，处分是否已经被更改了，在编写的时候一次性的判定是不行的。
在教材编审的过程中，至少存在三种途径来防止今天出现的问题。编写的时候可以把还在争论中的案件暂时不采用；如果一定要用的话，则要注明当时的状况。在审核过程中要核实案例中所提到的诉讼、处罚是否有新的进展。判决之后，出版社以及教材使用者也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纠错程序，并不是让老师自己决定是否要跳过这一部分。
纠错并不是做不出来的。到2025年底，《唐诗三百首》因为简繁字对照有误而被中华书局公开道歉，并且开始下架和召回。这两件事情的本质不一样，不可以随便把它们混为一谈；但是至少表明了，在出版之后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出版社是可以采取措施的。目前该教材所引发的争论牵涉到具体的个人行为认定问题，因此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不能仅仅依靠课堂上的即兴讲解来进行弥补。
对于老师来说，教材的内容和生效的判决书有矛盾的时候，是讲还是不讲都很为难。按照教科书来念的话，可能会继续沿用被法院否决的观点；而如果直接跳过去不讲，则要自己去解释清楚。课堂不应该代替出版环节来承担错误纠正的成本，学生也不能在同一种教科书中看到与最新的司法认定相悖的说法。
出版社要不要下架或者召回书籍，还要根据具体的审查以及处理程序来决定。但是勘误、修订并且通知使用的高校，应该被视作可以追溯到之后的动作。另外，在社会事件中涉及法律和诉讼的内容被编入教科书的时候，“结论是否已经确定”也应该作为一项标准来考量，并不是只要求它够不够具有代表性就可以的。
一本教材有错误，并不代表它的价值就没有了。问题在于事实与判决都已经改变了，但是书中对这些改变却没有做出相应的修改。生效的判决并不是要教材永远不出现错误，而是当教材发现了错误之后要及时地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