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会议开幕在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前往深圳参与这场多边国际盛会。在其动身赴会之前,日本国内爆出打算在高校设立常态化军事研究所的消息。按照日媒的说法,日本政府规划在2031年之前于高校与科研机构建成军事研究据点,主攻人工智能、太空技术相关军事化应用。配套经费安排已经提上日程:新财年将追加专项预算,面向全国高校公开征集项目方案,后续还会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为整套计划扫清制度层面的障碍。这项规划意味着日本军学合作从过去短期课题资助,转向固定机构建制的新阶段。
早在2015年,安倍政府就曾推出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对外打着军民两用的旗号,向高校投放防卫相关科研经费。该制度的补助额度远高于普通文科理科科研项目,巨大的经费差额持续吸引各大高校实验室递交申报材料。2026年度相关项目申请数量已经接近三百件,创下历年新高。但这一阶段的合作大多属于短期课题,项目存在固定周期,课题结束,合作关系便宣告终止,高校依旧拥有退出的空间。
设立常设军事研究所之后,局面会发生性质上的改变。研究所配套完整编制、专属场地、长期经费以及保密管理规范,防卫省人员可以正常进驻校园开展工作。高校不再只是承接外包课题的合作方,而被纳入防卫研发的完整链条。机构一旦落地运行,人事、经费多重因素会形成捆绑,高校想要抽身脱离相关合作,会面对实际阻碍。防卫省方面也不避讳,相关研究成果在必要情况下,可以无偿提供给外国政府以及军工企业使用。
战后日本学术界留存着来之不易的和平共识。日本学术会议曾经多次公开发布声明,明确拒绝服务于战争目的的科研工作;名古屋大学等院校也曾订立校内和平宪章,拒绝接收军方来源资金。这套维系数十年的学术伦理,没有被一纸政令直接废除,而是在资源引导之下一步步松动。名古屋大学修改内部相关规定,就是十分直观的案例。政府并不直接废除旧有原则,转而用经费杠杆引导高校主动调整,慢慢改变校园内部的科研生态。
日本军工行业长期存在理工科人才缺口,大量技术人才流向民用产业,防务项目招人困难。把军事研究所设立在大学校园,相当于打通人才输送的直接通道。在校学生直接参与防卫方向课题,完成学业之后,很自然流向军工以及自卫队相关岗位。就连战场救治使用的人工血液、耐药菌药物这类医疗课题,也被纳入研究范畴,军民两用的包装已经很难掩盖研发导向。整套项目产出的报告、技术论证,又反过来为安保三文件修订、防卫预算上涨提供纸面依据,形成闭环运转。
就在日本释放上述政策信号之际,恰逢东京审判宣判78周年纪念日。中方在记者会上重申历史定论:东京审判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接受审判结果,是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日本近些年防卫费连续增长,推进进攻性装备研发,修订安保相关文件,种种再军事化举动不断触碰历史确立的法理底线,给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埋下隐患。中方提醒国际社会需要警惕这类倒行逆施,守护好二战之后建立的秩序成果。
高市早苗上台之后,中日双边关系陷入低谷。其公开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建交达成的共识,干涉中国内政。时隔一年,相关错误言论始终没有得到收回。日方对外放出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同时又担忧出席APEC期间遭遇中方冷落,甚至放出风声扬言要进行抗议。这种心态,实质是既想在多边场合获取外交收益,又不愿纠正自身错误立场。
日本民间也出现一些反对声音。名古屋大学教授公开发声,感慨这类规划放在前些年根本无法想象。一些普通网民担忧日本学术、产业体系遭到军事需求整编,民间团体专门发布《不许大学军事化》的公开声明。民间的反对呼声客观存在,却很难扭转行政层面的推进节奏;日本政坛内部,推动防务扩张的力量占据上风。
即将到来的深圳APEC,是亚太地区多边沟通的重要平台。多边场合讲求互相尊重,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日本方面如果期待双边层面出现积极互动,前提是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言行。高校设立军事研究所,不能只当作科研项目调整看待,它已成为日本社会军事化推进过程当中的重要一步。
历史留给亚太各国的教训足够深刻。当年日本战前军学结合,就是从一个个看似中立的实验室逐步起步。风险往往并不出自单一文件,更多来自一次次把例外状态转化为常规制度。外界不能只盯着2031年远期目标,日本明年追加预算落地情况、安保三文件修订内容,才是需要重点观察的风向标。
中方已经把态度清晰表明。高市早苗奔赴深圳参会,不代表过往分歧自动消失。日本只有真正尊重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停止各类危险的军事化操作,摒弃干涉中国内政的表态,中日关系才具备回暖的基础。如果只谋求外交场面,不愿改正实际行动,双边关系很难迎来实质性改善。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需要所有国家铭记历史,守住历史划定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