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2岁的他再度离开韶山老家。
那时湖南的军阀正在悬赏捉拿他，形势已经十分危险。可路过长沙时，他却独自去了湘江边的橘子洲。
深秋的江风已带着寒意。那年月没什么游客，只有商船往来。他一个人站在洲头，看漫山红叶，看江水奔流。
这一年，他过得并不顺。
去年在上海工作受挫，健康也出了问题，常常整夜失眠。后来的一次重要会议，他没能参加。在旁人看来，这已是人生的低谷。
他干脆回到韶山养病。这个向来爱写文章的人，整整一年没发表一个字。那些熟悉的刊物上，再也看不到他的名字。
但他并没闲着。
他拿出自己的钱，请乡亲们吃饭，听他们讲那些“琐事”：去年收成怎样，交了多少租，谁家娶亲给了多少彩礼，哪个人饿晕在路边……
毛主席
别人觉得无聊的，他却听得认真。
渐渐地，他把工作带到了家乡。许多同乡成了他的同志。他对他们说：“不知道能不能成，但事情是对的。”
乡亲们信他。
那年春天，他走遍韶山和邻近的县，和农民一起下地，不厌其烦地问那些家长里短。他把这些“琐事”都记在本子上，记得密密麻麻，本子都压手了。
有人觉得他不务正业，他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农民口中的这些“破事”，正是他寻找的答案。
到了1926年底，湖南半数县有了农会，会员达到两百万人。他终于说出那句话：“我认识到，我错了，农民对了。”
在橘子洲头，望着北去的湘江，他写下那首《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既然找到了方向，就继续向前。
到广州后不久，他担任了宣传部长，发表了那篇重要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02
十一年后，他早已离开广州，来到了陕北的黄土高原。
这些年，他走过很多地方。
当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抱负，要实现它，仅靠写文章是不够的。
他不得已，带着乡亲们组建起一支军队，一点一点学习打仗。这支军队屡经挫败，但终究保留了下来。
他扎根在这片土地上，想让农民讲过的那些苦，不再发生。
很多人不理解他，几次将他排挤。他不多解释，只是埋头做事。每当同志需要帮助，他拍拍尘土就赶去。
最终，他们没能守住原来的根据地，只能辗转跋涉两万五千里，来到这黄土高原。
虽然失去了原有的基业，他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经过这些年的摸索，他终于知道路该怎么走了。
如果说在橘子洲时，他还只有朦胧的憧憬；那么站在这高原上，他已经看清了前路。
四周依然黑暗，但他可以坚定地说：“跟我走。”
1936年，陕北下了一场大雪。山峦覆白，大河沉寂。
已入中年的他，再次填了一阕《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十一年前在湘江边的发问，如今在黄土高原上，他给出了回答。
03
1945年，这首词首次公开发表。
他在重庆的老对手读到后，反复吟诵，最后对手指着下属问：“你们怎么写不出来？”
有人小声回答：“人家的词……是自己写的。”
许多人问他，这首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总是笑笑，不置可否。
他们不会明白。
早在二十六岁时，他就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一个人写稿、排版、印刷、发行。报纸销量很好，几千人成了他的读者。
在那张报纸上，他写道：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他还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被各大报刊转载，一时名动全国。北京有报纸评价：“此文眼光远大，议论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七年后来到广州，他在农讲所授课，教材就是当年在湖南记满的笔记本。关于农民问题，他整整讲了三十三个课时。
苍茫大地，究竟谁主沉浮？站在橘子洲头时，他心中已有了答案。
他只是没有明说。
他一生爱读书，尤爱读史。晚年时，他的书房堆满了线装书。一位来访的外国青年说：“那个黑压压的书房，仿佛要把我压垮。”
有一天，他读完史书，抬头见天色将明，走到桌前写下《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这一次，他不再隐晦。
再联系到他曾在天安门上喊出的“人民万岁”，那些“今朝”的“风流人物”是谁，已不言自明。
他是风流人物，但只是其中之一。
04
他渐渐老了，也越来越孤独。同志们给了他许多头衔，他说只要留一个就好——教员。
他始终是个教员。
几年后，他离开了。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只有五本书放在身边，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那是他在湘江边发问后，写下的思考。
这些书的内容，对没耐心的人来说，可能显得枯燥。但若真正读进去，就会明白，那字字句句都是肺腑之言，一步一步告诉你该怎样前行。
说到底，他始终是个教员。
他一生不服输，一生只做一件事：
和那些“风流人物”一起，让这片土地变得更好。